国学的概念，粗放点说吧，按现在学科划分，就是把文史哲三个学院里在教的东西，涉及到古代部分摘出来，捏吧到一起。

按传统概念，就是经史子集四部学问，能通小学更好。

这么看的话，国学就是一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总集。不要求面面俱到，比如既要懂营造，又要会昆曲，起码，在经史子集（子集包括佛家）有贯通的学问。

从这个概念看，很多人要从国学里面刨出去，比如吕思勉，称为史学大家比较合适，赵元任、王力，语言学家也比国学大师贴切，熊十力、冯友兰应该为哲学家、哲学史家。。。

现在很多人，可以算国学圈的，但作为个人绝对不能算国学家，更别提国学大师了，比如我一个老师研究两汉战争史，还有一个研究版本学的，他们研究的领域当然属于国学，可以算国学圈，但人，不是国学家。。。

国学圈子开会，什么样的人都有，但就是没有国学家

国学作为一种说法，是可以存在的

先从国学的诞生开始讲吧

最初英帝国主义船坚炮利，轰开了我们闭塞了几千年的大门，从此西学东渐，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臭老九还嘴硬，认为西方只是器械方面牛逼，文明程度上属于野人，我们灿烂的中华文明才是牛逼，基于这个认识，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内核还得是孔孟儒家那一套，但是做个大炮、造个船，可以向你们蛮夷学学，结果大家也知道了，北洋水师被灭了，这个主张也就破产。。。但总有人不甘心的，比如章太炎，他提出国学之说，其实已经摒弃了狭隘的儒教情结，主张国学包含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总称,它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这个有点拉人打群架的意思了，诸子学说和佛学在国学的光环下发展特别好，也是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你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也有老庄墨韩，你有逻辑学辩证法，我佛学也有因明学说，相当于梭哈桌上跟着西学要牌，不管牌面如何，气势上不能输人。。。

当时国学的提出，也算悲壮，诞生在保国保种保文化的思潮中。。。

我觉得国学存在的必要性：
1、学科打通带来视角扩展。虽然现在没有像章太炎、梁启超这样贯通文史哲的全才通才，但有这么个概念的存在，也有一种学科打通的好处，研究汉代史的，也会看些王充这类著述，研究楚辞的，也会交流一些先秦历史，研究顾炎武黄宗羲朱舜水的，也提供一下明末清初大时代的背景视野。。。
2、对经学的研究，只能在国学的背景下。以前经部就是儒家学说的几部经典（十三经），读的人都是被洗脑的人，科举的必备嘛。。。古代知识分子除了少数离经叛道的，从来没有跳出儒家本身好好审视经学这个玩意，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但是学科一分，归类不了了，归到哲学院？也就论语的只言片语称得上哲学，其他的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的东西都不去考虑。。。归到文学院？除了古籍所的人看一下，做一下注疏、小学的功夫，也没大用。。。归到历史学院？也没怎么讲到历史。。。唯一能宏观的看待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教经学，唯有在国学的大背景下。。。
3、民族虚荣心的需要。这个是国学的卖点，似乎国学多么浩瀚多么神圣多么伟大，以此显示国人的先人们多么牛逼。。。

我是学国学反国学的，国学的好我看在眼里，国学的短处，也看在眼里，综合讲，是短处超过好处，极端点说，应该婴儿跟洗澡水一起泼掉，全盘西化！

郭沫若

以他开场吧
近现代有三个圈子的学人容易出娇纵怪才，比例远超其他。。。一个是巴蜀学人，郭沫若是代表，一个是章黄学人，一个是武汉大学。。。有两个以后慢讲。。。
出川的学人，我脑中的画面总是一个大褂一个白围巾，站在船头，穿过瞿塘峡的疾风捋一捋乱发，笔挺的胸膛里装满出川以定天下的壮志。

郭沫若，一般对他的概念是搞诗歌戏剧的马屁精，但我这里说，郭沫若的国学底子和创见超过民国诸多国学大师，特别是创见。

作为甲骨四堂之一，郭对先秦史和文字学必然是顶级的，对于甲骨文，四堂之中他的创见最多，当然纰漏也是最多的，一来是性格造就，二来是说的也实在多了点，不如王國維谨慎。

那时战国竹简刚从香港黑市买回来，史学界震动了，我当时也是眼睛尖，瞄到一点关于原始宗教的内容，用当初郭沫若猜测的那些一一对照，发现这个郭太牛了，从以前代传的史书里竟然大胆猜测先秦社会的一些原始形态，这些书可是流传了千年，郭是头一个。王国维的一个提法是地下文献和地上文献相对照，郭的牛逼之处在于：地下文献为发现之前，已经通过地上文献预言了。
比如郭沫若说先秦时期是前庙后寝的祭祀制度，就是前面搞祭祀，后面搞群交。这个论调没有一点点影响力，直到后来一次年会性质的会议上，我跑到讲台上把战国竹简的一些东西整理一下，用以证明郭沫若的观点，黑板我擦写了三遍，耗时四个小时，讲完后一片默然，最后一个大学的历史学院院长站起来，轻描淡写一句：郭沫若的这些话都是基于对历史的不了解，真正的先秦，早就文明化了，不存在这么原始这么赤裸的行为，你的想法很不错，但别跟郭沫若一样太大胆。。。

我的天，竹简还热乎的泡在福尔马林里，谁都睁眼能看到那些话。。。他们无非是跟从儒家一贯以来的思维，春秋战国，已经属于开化阶段了，已经脱离了原始人类那些习俗。。。这个观点形成是很正常的，因为春秋战国当时的典籍，以及西汉以来的记载，先秦确实是像个正儿八经的文明世界了，但，他们忽略了一点，也是中国很特殊的一点，知识分子和世俗是脱节的，知识分子在玄谈时，普通的人民还活得跟印第安土著一样。。。孔子推周礼，其实是一种文艺复兴，一种复古运动，孔子的学说无非是周公当年如何如何文明，到了现在礼崩乐坏，要重新开始礼教。。。但所有的复兴、复古运动，都是托古改制，借着古人的一些思想和学说，推行自己的主张，从这点反向看孔子生活的年代，必定是社会原始的很、政治制度粗放的很，孔子的改制，对于社会层面，是一种文明化呼吁，对于政治层面，是一种中央集权化的初步探索。。。这其实佐证了孔子的年代，虽然高层社会已经玩高端了，但是底层社会，还是近乎于原始社会，郭沫若就是猜测先秦其实没有大家想的具有文明形态，并提供了猜想的若干纸面证据，当然，没有直接证据。。。而战国竹简就是地下发掘的直接证据，验证了郭沫若的猜测。。。学术圈不认可这个，一来是有点因人废言，郭沫若的恣肆全世界有名，说错的话也漫天飞着，学者很少会拿郭沫若来说事，这个容易别人引起对他自己论述的猜疑。二来学术圈的“名气既得利益者”以及门人、后人的相当多的立身之作，是基于先秦文明化的这一前提下的，我一棍子推翻这个前提，对于国学圈，那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就是国学圈、学术圈的一个阴暗面。

后期我系统写了几篇论文，阐述这方面的观点，尽量能平和，以期望能造成一点点影响，能提供对于先秦的另一种审视角度，可惜还是没有用，最后干脆专业研究原始宗教，不在国学圈掺和了。。。

另外提一点，对于先秦史，除郭沫若外，对我观点有影响的是闻一多。。。闻一多对于国语和国策都有自己的见解，特别对楚辞以及楚辞设计到的历史的一些观点比正统的学术圈的人要开放，深度也不次于正统。。。民国真是出大师的年代，我是在一篇论文上看到有引用闻一多的话，就找来闻一多的东西一看，不得了，他对先秦的巫术和宗教的研究实在超乎想象力。那时朱自清也研究经学的今古文之辨、沈从文写就一本服装史。。。概念中跟国学压根打不着关系的文学家，都玩那么深入，而且都是极具创见性，远胜今人。。。

 

发现有朋友对先秦群交感兴趣的，本来打算贴“观社”的那篇论文，后来发现网上搜得到，隐私要紧啊，我这里简要说一下得了：

《国语》里记载，有一天鲁庄公想去齐国“观社”，但是他的谋士曹刿不让他去。为什么不让他去？没有说清楚，同时代的春秋谷梁传暧昧的说了一句，鲁庄公是去“尸女”的。什么是“尸女”？又是含糊的。
观社，社是很好理解的，古时的春秋季节有两次例行的祭祀神的日子，分别叫作春社和秋社。古代百姓不但通过作社这个活动表达他们对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的良好祝愿，同时也借以开展娱乐。这个社放在春秋时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原始宗教的活动，包含祭祀、娱乐，类似现在的庙会。。。但是，春秋时期的宗教活动是有一个不同的，就是淫妓以悦神灵，通俗讲，就是有种巫师和妓女交媾来取悦神灵的活动，注意，这里的妓女不是现代意义的妓女，原始宗教里，妓女是种很崇高的职业，是能通天神的，具体不发散了。
接着说观这个字，观这里指性交活动，像先秦典籍的游、观这两个字，很多时候都指性交，秦观字子游，瞧这名字多淫荡，怪不得尽写黄色小调。。。这方面这里不多说了，反正观，就是fuck的意思，还是带着宗教意思的fuck。。。《墨子·明鬼篇》也有：燕之有祖，当齐之稷，宋之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所属而观也。翻译过来就是燕齐宋楚分别叫祖、稷、桑林、云梦，都是男女像虫子一样贴着做爱

而当时祭祀都是前庙后寝，前面是搞祭祀，后面就是群交，一起在祭祀场地后面的空地里野和。。。插一句，孔子的妈就是当年在这种场合下happy完，怀了孔子。。。而夏商周的开朝大boss，不是吞了个鸟蛋就是踏了个巨人脚印而怀孕，十有八九也是这样来的。。。

综合来说，观社就是去参加劳动人民的集体性party，这个对于鲁庄公这种淫魔来说，是极具有吸引力的，而且齐国当时是美帝的地位，那里的性party更加开放、参与人数众多、人种丰富，鲁庄公哪能自禁？但这个对于曹刿这种臭知识分子来说，却是毁三观的，鲁国一向自诩正统文明，礼制那是杠杠的，牌坊都在国门外竖起来了，你一个鲁国国君去参加邻国、敌国的底层人民的性派对？所以曹刿要谏鲁庄公如齐观社。

这个观点，在我说出之前，俞正燮的《癸巳类稿》里也有明说的：如齐观社，实为观女人。。。之后就是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其他论述中涉及到。。。

汤一介

我不知道国学热是什么时候起来的，我只感受到这个是分文史哲学院内部、出版界文化界、社会普遍流行三阶段来的，首先是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学院里的那些民国大师和死去的民国大事的徒子徒孙，像报复性狂欢一样在缅怀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云集的场景，国学这个文革的最主要对象开始苏醒（文革文革，革文化的命，什么文化？旧文化。什么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那不就是特么的国学嘛，文革说到底，纸面上的意思就是革国学的命），大家有天突然坐在一起聊当年的国学盛象，感叹现在被文革搞完奄奄一息的死样，那种臭知识分子的酸烂情怀又来了劲了，何不重振国学？

于是乎在学院层面，开始有这种思潮了，整合一堆民国遗老遗少，或者遗老遗少的徒子徒孙，开个课，能不能跟技校一样培养出一批新的国学人才，可不能让国学绝种啊。。。当初我作为一个跑腿串联的，和几个老师同学，几乎敲开过几所主要大学院所的古代文史哲科目的教授办公室大门，我当时还是学生，像是个拉传销的安利党一样，跑东跑西，其中，就叩开过汤一介的办公室大门。。。

汤一介的面相就是仙风道骨的，瘦，精神，言谈举止没有老年人的味道，脑袋也分外清爽，不像有的名声在外的大师，不知道是徒有虚名还是老来痴呆。。。
我当时恭维（说恭维不恰当，以我一个破学生，也不能说恭维，反正是挺崇敬的模样）说：像您这样真正的哲学家很少了。。。汤一介眼神黯淡一下，说了一句：我那个年代，全国只有一个人能叫哲学家（意指毛泽东），我们这样的，只能叫哲学工作者。。。后来我在一次电视访谈里，也听到他类似的说法，不免唏嘘。。。
汤一介其实是“学二代”里，路子走的最正的。他的父亲汤用彤儒释道全通，而且对佛学的创见也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汤一介继承家学，选取汤用彤涉及到的玄学更发力探索，继而由玄学推到魏晋南北朝总体的思想史（包括佛家和道家），再由此旁通儒学，再进一步扩大，谈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根基深、力道足。。。

同样是玩儒释道兼修，我挺不喜欢新儒家这帮人的，像熊十力牟宗三，熊十力一出手就是《新唯识论》，我看着提心吊胆，没有汤用彤汤一介父子的东西谈着踏实，熊十力的学生牟宗三更加大胆，他在《中国哲学十九讲》里，说起康德的语气，几乎在说邻村一个不学无术的混子，其实牟宗三对于康德的理解，绝大部分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他的中西结合重新塑造新儒学的根基，基于他对西哲半通不通的基础上。。。这个不是我胡说的，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的西哲老师邓晓芒的《康德哲学诸问题》，里面含蓄的点出了牟宗三的康德哲学理解问题。。。现在研究国学的人有种潮流，装的好像自己对西哲也很了解，自己对于国学的推崇是因为中西文化都很了解了之后做出的理智选择，狗屁！

儒家与新儒家

上次说汤一介，继而说道其父汤用彤，再引出和汤用彤研究范围大致相似的熊十力，最后扯了两句新儒家，这次就正式说说现在市面上的新儒家。。。

从儒家说起吧，前文我说了，孔子托周公改制，其实是推行自己的一套启蒙学说，对于普通民众，起到一点开化作用，但是读完十三经，特别是核心的四书后，会发现儒家有很大的问题，从形成初期就有了先天残疾：
1、本体论缺失。儒家对于世界的本源问题没有一句解释，代之以含糊的天道，首先这个就给后期的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的舔菊打开了方便门，至此以后，儒家彻底沦为专制帝制的献媚者。儒家学说的显学期从东周末年到清朝末年，刚好是专制帝制的首尾，不是一种巧合。。。其次，本体论的缺失也使得儒家永远形不成一个核心的坚硬的哲学系统，一直停留在伦理学、社会学这些泛泛而末梢的主张层面，儒家学说压根不配称作哲学，它只是一个个主张的合集而已。。。一会儿道家学说乱入，儒家被带跑了，成了玄学，一会儿佛家学说杂交，又被带成理学心学，最后西方思想进来，又形成一个四不像的新儒家，这个待会单说。。。其三，儒家和民众的浆糊脑袋由此开始。连最起码的对周遭的世界的看法都形成不了，还能指望儒家对什么客观事物有正确的认识？这方面具体的东西很多人说过了，从鲁迅到林语堂到李敖到柏杨，说了一大堆中国人糊涂虫的现象，我总结的问题就是这个，本体论的先天残疾。
2、重孝悌轻公德的思想。这个也不能全怪儒家，中国历来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产生祖先崇拜是很正常的，比如我是明朝人，我种的地和30年前我父亲种的地是一样的，方法也全一样，这样的话，父亲爷爷的经验，对于我的年纪，是不可逾越的，我要啥时候施肥了，父亲那边有既定的办法，我要跟官府打交道了，爷爷那边有可参照的经验，可以说，农耕文明的一尘不变和掌握农事技巧、为人处世的小技巧决定了孝的存在的必要，如果当时社会抛弃了孝，农耕文明无以为继。。。这个不像现在，我爸妈反而要从我这里汲取知识，比如安装个手机app、办理社保卡、银行交水电费，他们的经验对于现在的世界，可用者甚少。。。说回来吧，儒家提孝道，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儒家，是法家学说占主流，法家也迟早推行孝道，这个是农耕社会的需要，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儒家对孝的变态追求，禁锢了每一代人的思想，也把价值观判断约束在家庭内部，对于外界的社会的公德、法制、契约，却是不关心的。。。这点，当时武汉大学哲学院内部开展过“亲亲互隐”的一个辩论，大意就是说，爹杀人了，儿子就该瞒着。那时郭齐勇一通胡搅蛮缠，被西哲的几个教授群殴之后还嘴硬，拉来外校另一帮儒学糊涂蛋一起参加，最后还把自己被扒光游街的辩论双方的论文结集出版《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当然，他是认为儒家pk西哲是胜利的）。郭齐勇也由此一战成名，在新儒家的糊涂虫圈子里似乎成了个旗手，从一个只研究熊十力的人，一变为哲学院院长，文史哲学院合并后，又成为人文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他的名头跟大名鼎鼎的“国学应用大师”翟鸿燊的有一拼。我和郭齐勇有段私人恩怨，原因由我下一个论点而起。
3、标准高而实践难，催生伪君子。当时我有一篇论文，主要讲儒家有自我感觉良好的圣人情结，四书一看完，觉得儒家太他妈伟大了，真做到了，世界太美好了，可冷静点一想，这他妈能做到嘛，儒家对个人修为的标准定的实在实在太高，先不说后期理学家又提的那些额外超高难度的道德约束行为准则，单单看论语看孟子，君子既要怎样怎样，又要怎样怎样，这哪是君子啊，这压根就是耶稣嘛。。。很简单的道理，人能不能靠看看儒家的书、听听儒家的教诲，就能成耶稣了？显然是不能的，那儒家接下来做的，要么修改教义，降低标准。或者真身体力行去实践。但几乎百分百的儒家是达不到自己定的标准的，那怎么办？那可以来虚的嘛。嘴上可以满世界的仁义道德，做的事情下三滥一点没事，只要没人知道。一旦做出下三滥的事情，那就一点底限也守不住了，裸奔到底。而稍微有良知的、自我欺骗这一道关过不去的，就容易精神分裂。所以儒家尽出一些变态狂魔，几次儒学变革的旗手本身也是道德低劣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最明显的是朱熹这个道学家，嘴巴说存天理灭人欲，结果自己勾引了两个小尼姑做妾，还扒了自己儿媳妇的灰。。。但是对待同僚呢？说同僚嫖娼了，道德太差，把那个妓女抽到招供。。。这点上看，道家的学说虽然理论性差一点，但它提出的做“真人”不做“圣人”的主张，是深得我意的，真就好，干吗要圣，圣就意味着做不到，做不到就意味着伪君子。。。那篇论文大意是这样的，只是有一堆例证啊引用啊什么的，这里就不说了，这个毕竟是闲扯，再说我也早就不是那个圈子的人了。。。从这篇文论发表后，我能想象郭齐勇看到之后面颊颤抖眼皮抽搐的表情。。。再加上亲亲互隐论战中我最不客气，郭齐勇遂对我各种小手段，没办法，那时候他已经是院长了。他的小手段耍得我欲仙欲死，最后只能离开。。。郭的这一行为，也等于验证我的伪君子学说。。。新儒家还宣称价值观包容，屁，做不到了吧，做不到就又来伪君子那套了吧。。。

新儒家

新儒家这个新字，是相对的，孔孟荀子那是古典儒家，到了董仲舒那，也是新儒家，到了郭象那，又新了一次，到了二程朱熹王阳明，也能叫新儒家，但现在意义上的新儒家，是民国以来的又一次变革，也是最后一次变革。下面说说我认为的新儒家的形成。我现在在圈子外，说什么都没事，应该比新儒家那帮人说的客观一点。。。

1、儒家学说的破产。儒家从创立开始，只是一家之言，到了董仲舒之后，才形成统一局面，到了唐宋明清的科举，儒家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命运，你想玩道家学说、佛家学说，可以，但是不好意思，你不能做官，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官瘾是很大的，不能做官，等于白活。所以可以说西汉以后，儒家学说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儒家学说。。。但不管新儒家承不承认，近代开始从洋务到戊戌到辛亥，儒家理论是在一步步崩溃的，各方面的理论都相继破产，最后仅剩下支离破碎的几句格言式的话了，最后来了一记文革，彻底掐死了儒家这个已经浑身癌细胞的学说。。。耄掐儒家，那真正叫做狗咬狗，恶人还有恶人磨啊。。。
2、从底层民众开始的抛弃。前面说过，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是两个社会，虽然有科举这一个沟通渠道，但也只是单向的，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是一旦从仕，就跟基层没什么关系了，儒家的愚民内核也不会产生主动启蒙民众的冲动，唯一的自上而下，也就是退休归隐后，开个私塾，教点宇宙对洪荒的蒙学。。。大家仔细去看吧，除了战乱年代，有没有几个人是从其他职业、其他途径登上权力层的？科举是个好东西，让耕读世家有个上升渠道，不像欧洲的贵族世袭，但科举也是个坏东西，关闭了其他渠道的大门，并且否定工商业等其他领域的正义性合理性。我的意思是什么？知识分子玩的，从来是和底层民众玩的东西不一样，上面清谈到很深的智慧领域了，下面的老农还在用牛在犁地。这个局面是从什么时候打破的？恰恰是战乱，战乱是一次洗牌，从清末开始的各种军阀，让底层的力量翻腾起来，搅了上下沉淀分层的局面，而未通过科举而身居高位的那些人，儒家遗毒没有那么深，再加上西学实实在在的诱惑力，再加上宋美龄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等等举措，儒家已经从根本上没有了根基，就算存在，也只是一种文物意义。。。
3、文化恋旧癖。遗老遗少不曾甘心。民国时有心向西学的包容的学者，也有抱残守缺的老糊涂蛋，这些糊涂蛋当然在一点上不糊涂，就是原来的儒家学说已经积重难返，照既定路线走，已经不得人心了，那怎么办？变革！

好了，我们看看新儒家是怎么变革儒家学说的

第一期：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开始
1、放弃政治主张。这个新儒家看的比较明白，儒家的学说，在当时玩不转了，提政治主张，提了也白提，反而闹笑话，干脆自己先把自己一刀阉了，举个白旗声称不跟政治搭界，我们是纯学术派，不参和政治，没有政治诉求，求轻虐。
2、尽力将儒学哲学化。这一期的一个目标就是把含糊的原始的朴素的一点点思想，尽量整理出一点哲学的模样。别人在玩康德叔本华，你还子曰子曰的，模样上就过不去，先打扮打扮，能揪出来用的只言片语就揪出来，引申引申，把微言大义往哲学上靠一靠。
3、拉佛学进来参加群架。儒家的思辨啊、认识论啊、方法论啊，都是老农思维，实在摆不上台面，怎么办？不是有佛学嘛，不是有已经被佛学影响过的心学嘛，拿过来用，不信弄不死丫的。这一期的新儒家，对佛学的造诣都很深，不深没办法啊，主食吃不饱了，零食总得充饥啊。。。
4、玩内涵。儒家不是说内圣外王嘛，外王就算了吧，政治制度啊、器物文明啊，脸都被扇的跟猪头一样了，自己也不好意思提了。但是内圣这玩意，有搞头，我跟你打架打不过，我们比比个人修为？我们拼一拼谁的幸福感强？

总结：这一期的新儒家，还是有很深文化根底的，但明显是属于比较保守的、狭隘的那类文化人，而且做学问也显示出一点虚头巴脑来了

第二期：冯友兰、贺麟、张君励、牟宗三、唐君毅他们
1、对心学理学的发展近乎执拗。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我看完觉得等于废话书，冯友兰在理学心学的基础上，又生造了一大堆生词，妄想构建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虽然比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要扎实，但各种创见都还是悬空的，尼采有句话，大意是，当人们想要说明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就造一个新词，然后以为自己懂了，说清楚了。。。这句话用在冯友兰身上正好。冯友兰就那本中国哲学简史可以一读，大部头的中国哲学史，反倒搞脑子。。。
2、妄图贯通中西学，以西学补儒学（他们用“消纳”这个词，够恶心的）。。。这点是个吊诡的事情，他们新儒学的人，前置的前提就是儒家好，儒家好，儒家就是好，在这样的眼光看西学，升不起崇敬心，只是以儒学为中心去旁观西学，看到一句半句可用的，就生吞活扒了，欢天喜地搬到自家儒家里面。。。他们口中宣称的贯通中西，也还只是一种自大的心理。。。另外，这一帮人西学素养也是在太低，牟宗三就不说了，其他人也没好哪去，压根没理解西哲的精髓，如果真能理解，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把西哲引进儒学，而是用西学把儒学给灭了。。。
3、提出人本思想。。。我每次看到新儒家提人本，我都要茬过气去，这帮伪君子太他妈能扯了。。。不说了，只是一个笑话。。。

第三期：徐复观、杜维明、余英时他们
徐复观其实是长一辈的，但我一起说了
1、放弃用“消纳”这个词，也打消以西学补儒学的念头。他们这一期的贯通中西学，更大意义上是用西方哲学思想来“解释”儒学，这个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期的新儒家已经对儒家学说放弃治疗了，管子啊仪器啊续命的东西都拔了，他们的解释，已经在准备对儒家进行盖棺定论了，泡一泡福尔马林准备放进博物馆封存了。
2、提出“对话”说。他们宣称儒家的东西跟世界别的文化存在沟通可能性。。。他们潜台词就是儒家不是一无是处的，还能跟主流思想接上个信号的，儒家也是有可能为当代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一点作用的。。。瞧瞧，这一期的新儒家已经完全没有前两期的蛮横劲了，自信心全无，一副妓女怯怯看着恩公指望恩公能翻她的牌的模样

这里补充一下，这一期的新儒家学问真大，眼光也不错，像余英时，对西哲的理解透彻，但也就因为对西哲真正领悟了，才晓得儒家的东西原来只是一个屁，但是囿于师传啊、面子啊这些，又不好自己跳出来说老子皈依西哲了，再不信陋俗的儒家了，所以只好做些解释工作，做一些沟通工作

第四期：大陆的新儒家们
没什么好总结的，首先他们见识太少，学问太浅，其次，贪心太重，人品不高，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主张什么，全是一副伪君子的嘴脸

就说到这里，下一期和后面零星涉及的，我会谈谈我所见的几个新儒家。。。算作《新儒林外史》散装版吧。

 开始自夸了啊

首先，像我这么大规模看国学儒学书的又看的深的，现在非常少
其次，在这一小撮人中，又能保持清醒头脑，不被国学儒学带跑的人，又极少
再其次，能把国学儒学说轻松的，又是极少的极少
最后，能随意指摘国学儒学乱象的，只能是圈外人，否则下场比较惨。而圈外人很少能混进这个圈子的，所以只能是从里面跳出来的人。。。

也就是说能懂国学，却不信国学，还能批判国学的，最后还能批判的让别人看得懂的，也他妈就我了，哈哈哈

王阳明及心学

先说一件事情，以前国学班招生的时候，在考场有几个还能把理学心学讲出点门道来的小师弟，我笑嘻嘻问他们，王阳明的名字是什么？结果竟然一个都答不上来，也是，王阳明王阳明说顺溜了，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叫王守仁，乍一听像是做十三香的。。。

有几个教授看了我的姓和籍贯，胡开玩笑，你不是王阳明后人吧，我很扭捏，有莫名其妙的压力，似乎背着王阳明后人的名头搞这个，搞不出名堂是辱没先人。而有的人得知后，还钦佩起来，我想你脑子也有病，我家谱上多一个王阳明的名字，跟我何干，王阳明的后裔现在几万个，有的还在炸臭豆腐呢。。。我父亲是知青、爷爷开银铺、曾爷爷开棺材铺，跟家学八竿子打不着。。。

好了，说正题。。。

我习惯先做背景铺垫的，王阳明之前的儒家，处于程朱理学统治之下，程朱理学是主张万事万物有一个“理”的，大到天理，中到牛理、树理，小到苍蝇理、蚂蚁理，反正连早上的遗精，也有理。。。接下来理学说，既然万物都有理，那就要把这个理给弄明白，你有一个东西的理没弄明白，就少一个知识点，有一件事情的理没弄明白，就缺一份人生经验，那怎么办呢？就要不断探求各种新知，要不断“格物”（格，就是使xxx弄究竟弄明白透彻的意思）格物就是要弄透彻一个东西的道理。理学认为只有格遍天下物了，才能真正懂这个世界的理，最后会使自己的心”诚”、“正”起来，提升自己的灵魂，这就是“致良知”。。。格物是致知的必经手段。。。
先把理学大略讲一下，以后讲到理学单讲。。。

时间过了四五百年，（妈啊，四五百年啊，中途多少人祸害在格物上了。。。）有一个宁波人叫王守仁的，下午盯着院子的一颗毛竹已经看了两个小时，由于上午已经格了他的书桌、被套、尿壶以及他的宠物狗，精力已经不是太旺盛，终于在格毛竹的中途，猝死在地，吐出三升黑血，终于悲愤而骂：格你马列隔壁！
于是乎这个知识青年开始了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岁月。。。
1、理学说万物都有理，王阳明说有理个屁，老子格毛竹的理差点把小命给格没了！老子想毛竹有理，毛竹就有理，老子的心就是理！不信我说的？你去这样想：毛竹这玩意，我不去看它，它就跟我这个念想一样，压根不存在，我去看它了，它的竹叶、竹竿才展现出来。。。这个世界难道也不是这样的吗，我们心里面有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才会存在，世界是个主观的玩意，哪里来的客观的那个“理”？什么？你没听懂？你听过那首歌没有：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2、理学说格物才能致知，王阳明啐了一口痰，我呸！我丫早就怀疑格我家尿壶跟提升我个人修为到底有没有关系了，现在我想通了，这他妈是个逻辑断裂带，我年轻时还傻乎乎真以为格遍天下物了，还这能成圣人，得亏我醒的早啊，不然非被你们理学家带沟里去不可。。。要提升自我修养，我格个毛物啊，我分分钟自己心里就提升了，想提升就提升，不想提升就不想提升。再说了，朱熹这小儿，听说格物已经练的爆级了，可怎么还勾引尼姑做小老婆呢？道德感也没见着提升嘛。。。看来人的本性纯良不纯良，跟格物没啥关系，我想孝顺爹妈了，我心里想到就去做到，我要格什么物呢？难道要孝顺爹妈的道理也要格出来的吗？这不是自然而然本身就在我内心里的吗？什么？你又没听懂？你听过这首歌没有：i am what i am。。。

可以这么说，王阳明把格物致知的理论给彻底推翻，宣扬自己的内心才是宇宙的正道，没有内心就没有世界，而想要提升内心，没必要格物，只要心存善念即可，分分钟就成圣人。。。

历史是很相似的，各位有没有发现佛学也有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次第和顿悟的争论，最终以顿悟占据主流。。。神秀说：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神秀是主张次第修行的，佛性要靠按顺序慢慢练级练出来，慧能则说不需要慢慢练级，我顿悟一把，就成了，而且佛性也不是靠练出来的，佛性本来就在我们心中。。。

听着是不是很像？神秀和朱熹都要求别人苦逼一样慢慢练级，练满级了，就得到了外界的理啊、佛性啊。。。而王阳明和慧能则简单的多，练个毛级，心里想明白了就得了，把心里先天本身早就有的修为啊、纯良啊、善念啊、佛性啊体会出来就ok了。。。

这样的学说相当有诱惑力啊，毕竟谁想当苦逼呢？有一个学说告诉你那么方便就做了圣人成了佛，还格什么物、修什么禅！

但这个也有坏处，佛学那边玩顿悟的多了后仪轨渐废、疯僧频出，而儒家那边，玩心学的多了后思想也开始放荡不羁，大胆的理想主义和激进的自然主义开始漫长，说直白点就是自由主义的坏风气在社会上弥漫开来，这个对一向钳制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政府可不是好事，政府如果不能垄断真理权、官方意识形态如果不能控制舆论，那后果可想而知，天启年间，皇帝下令拆毁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一切书院，大家都别玩了！最后这个心学也命苦，不光被政府封杀，刚流行没几年，又赶上内忧外患的明朝末年，在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压力下，秩序的需求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自由主义这时是不合时宜的，也至此，心学覆灭。。。虽然清朝初年的几个大哲还念叨着心学，已经没有了气象。。。

好了，大致说到这吧，想到什么就打上去什么，关于心学还有什么感兴趣的，我再单独开篇了

最后说说王阳明这人，冯友兰对他的评价是有能力、有道德操守的政治家。。。前半句是对的，能力是很好，政治上出将入相、个人修为上又创出心学又会玩诗词，而且还不赖。。。但后半句就有点问题，我读万斯同的东西，里面说王阳明在江西剿匪时，诈骗土匪说不打他们了，大家坐下来喝个酒讲个和就算了，结果人家土匪没心眼，屁颠屁颠来了，喝到半旬，王阳明一个眼神，四周窜上来快刀手，把土匪剁死在案板。。。虽然剿匪可以用点技巧，但这么下三滥的招式，好说不好听。。。这个万斯同和王阳明和我都是老乡，不至于诽谤王阳明，而且在明史的王阳明传记里，也有类似的记录，大家可以去看看。。。

季羡林

季羡林算印度学专家，跟国学大师的距离和我跟国学大师的距离差不多，或者说我更近一点

1、季羡林的国学底子太浅。他这个年代小时候读读国语左传很正常，但他到青年以及中年时期从他的著作看，一直没有表现出有旧学天赋，像同样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其他人，早就有展现自己的天赋了。。。
2、季羡林是从语言学（或者称作“学语言”）进入到学术圈的，进学术圈之前也是通过几篇翻译作为傍身之计，阴差阳错当了国文教员。
3、留德期间学了不少生僻冷门的语言，但学到什么程度，没有旁证，只有他的自述和朋友、徒弟的证明。特别是吐火罗文什么的，在陈寅恪归西之后，季羡林就成了孤证，他要是宣称会火星文，那也没有反驳余地。
4、最终季羡林能跳出学语言的道路，接触到一点点的纯学术的，就是中古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了，我是不懂印度学研究的，但看看西方对印度学研究的引文极少有引季羡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季羡林所做的，应该也是科普性质的东西，发明甚少。
5、季羡林懂梵语、懂印度史，所以对佛学的研究也有先天的便利性，但他对佛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成就。手握这么多一手资料的阅读权、能配合起普通中国人不易了解的印度史，佛学的研究还是没什么成果，是不是也验证了季羡林要么缺乏天赋，要么他的语言学和印度史掌握的不像外界认为的那么牛逼？
6、懂一点佛学，是季羡林在国学领域里唯一一点交集了，何况佛学都没什么成果，何来的国学大师？季羡林的佛学造诣，我认为在五十名开外，跟他齐名的未名四老之一的张中行比也没法比
7、季羡林后期的大名，一是因为散文还不错，我自身挺喜欢的，二是因为wenge的表现，加分了，三是因为年纪大，耗死了一堆国学大师。六是因为同学、徒弟、圈子人比较多，哄抬物价。五是因为《罗摩衍那》的大部头唬住了一大部分门外汉。

好了，我复制几段传说中《罗摩衍那》的季羡林翻译版本，不要有时空错觉，以为二人转的台词。。。季羡林本意是将这部史诗也按史诗的格局翻译的，结果成了山东板书，由此也可见季羡林的才情如何。。。

总结一下，迷信，是因为自己的无知。迷信国学大师，是因为自己不去了解。。。

最后说一点我对季羡林的看法
季羡林在一本对话集里面说过大意如此的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是西方文化的世纪，21世纪那就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我无语啊。。。季羡林的智商真不是一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是基于农业文明思维，简称老农思维，无非是根据麦子收了又种，种了又收的循环过程这些农业文明的现象感性而形成的“智慧”。。。可用老农思维去论证世界文明的未来进程，这也太特马有想象力了吧，说愚蠢还不足以形容。。。

21世纪，凭什么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换句话说，用传统文化作为立国之本，在20世纪一路被人家扇耳光，难道在21世纪就莫名其妙能牛逼起来？

季羡林这种路数，跟其他的国粹家类似，无非是认为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是文化形态上的差异，打死也不承认这压根就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有意无意的诈骗而已。。。

最后，关于季羡林获得的德国博士学位，有很大疑点，可以确定，他的履历和回忆录，撒谎了

另外的另外，他对佛教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基于臆想，用猜测代替论证，其实想想也正常，他都能用三十年河东河西来论证世界趋势了，胡猜一些佛学的东西，也不为过

牟宗三

牟宗三的问题，前面涉及到一点了。这里具体说说。。。
在第一代研究西学的人当中，对西学是相当敬畏的，比如章太炎梁启超他们，懂就懂，不懂就不瞎说，而且也尽力把西学的东西引进中国，让国人学习

但是到了牟宗三钱钟书那一代，开始有国粹的玩意出来了，而且他们也喜欢自己标榜懂西学，仿佛他们尊崇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对中学西学的全面了解之后的理智选择。。。其实都是狗屁，他们对西学，压根就是盲人摸象，甚至摸都没摸过，听别人说几句大象的描述，就当做自己是大象专家了。。。长安麦可也看不惯《管锥编》开篇就砸康德。。。牟宗三这个问题更严重，他看待西方古典哲学，就跟交流里的一些辩论差不多，明明对手是100分水平的，可在他的智商以及知识水平上限以内，他只能理解到对方观点的一点皮毛，遂以为对方只有20分的水平，然后洋洋得意，冲着自己脑中的20分的假想对手攻击的不亦乐乎。。。牟宗三最喜欢拿西哲说事，但他理解的西哲，跟真正的西哲的真实水平，差距不是一点点。。。
相比较第一代人喜欢引进西学，第二代学人更喜欢“消纳”西学，主观愿望是好的，把西学溶解在中学里。。。可这种做法的心态本身就是错误，还是抱着国粹的狭隘思维，其次，能力上没达到理解西哲的水平，最后，著文讲学轻浮，误人子弟，让大家有错觉，以为传统文化一直挺高深的，高深到西学来了，也能从容应对，甚至能消纳。。。
打个比方吧，自己明明理解不了内燃机技术，看到一辆宝马车，回家用毛竹锯巴锯巴攒了一辆差不多外形，但是用脚蹬的一个玩意，然后跟徒弟说，看，西方的汽车，要用石油，而且有污染，看为师的技术，生物能、碳排放为零。。。啧啧。。。

钱钟书

 先引那段《管锥编》:一字多意，粗别爲二。一曰並行分訓，如《論語.子罕》：“空空如也”，“空”可訓虚無，亦可訓誠慤，兩義不同而亦不倍。二曰背出或歧出分訓，如“亂”兼訓“治”，“廢”兼訓“置”，《墨子.經》上早曰：“已：成，亡”；古人所謂“反訓”，兩義相违而亦相仇。然此特言其體耳。若用時而祇取一義，則亦無所謂虚涵數意也。心理事理，錯綜交糾：如冰炭相憎、膠漆相愛者，如珠玉輝映、笙磬和諧者，如雞兔共籠、牛驥同槽者，蓋無不有。賅衆理而約爲一字，並行或歧出之分訓得以同時合訓焉，使不倍者交協、相反者互成，如前所舉“易”、“詩”、“論”、“王”等字之三、四、五義，黑格爾用“奥伏赫變”之二義，是也。匹似《墨子.經説》上：“爲衣、成也，治病、亡也”；非即示“已”雖具兩義，各行其是乎？（《管锥编》（一）上卷，三联出版社，p.4-p.5）

一字多意，粗别爲二。一曰並行分訓，如《論語.子罕》：“空空如也”，“空”可訓虚無，亦可訓誠慤，兩義不同而亦不倍。
翻译一下吧，省得有人看不懂：钱钟书说一个字有两种意思的时候，针对这种情况，粗略可以分成两种训诂方法，第一种叫”并行分训”。

再解释一下钱钟书发明创造的并行分训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一个字，可以训成两种意思，两种意思都能说得过去。他大概是以为这个发明可以论证中文字可以包含两种含义，一会这么想想，有这种意义，一会这么想想，有那种意义。。。钱钟书企图拿他这个发明去论证中文字的美妙的地方。。。

好了，那就看看钱钟书发明的这个“并行分训”吧。。。
我不知道钱钟书为什么喜欢弄玄的，明明空空如也的空，按照正确的训法，就是训成无的，没有训成八竿子打不这的诚恐的。
《论语正义》是有这么说过：”此章言孔子教人必尽诚也。“估计钱钟书这个经学外行家是看到这句话，生扒过来，就把空训成了诚恐，但实际上呢？

《说文.穴部》：空，竅也。什么是竅？就是窍，孔、洞、窟窿的意思。空在许慎的解释里，就是窟窿眼儿。
《广韵.东韵》：空，空虚。
按照文字学六书的观点，空属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中的形声字，穴是表意，工是表音，穴就是空洞之意。。。所以压根跟诚恐一点边都不搭

那么看看钱钟书为什么被论语正义带到沟里去的呢？众所周知，论语作为儒家核心文献，被赋予了诸多意义，但前期非常多的对论语的注疏，并没有从小学角度，实事求是的注释，而是按照义理需要，凭空加了非常多伦理道德的玩意，这句就是其中的例子。。。这也就是清朝以来朴学在做的工作，剔除道德附加，还原经书本身的意思。。。

结合《论语.子罕》的前后文看看：子曰：我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什么意思呢？孔子说，我有学问吗？没有学问。有一个乡下人问我个问题，我一点点都不知道，但我根据他问题的上下文的意思，才有所理解，尽量回答了他。。。

如果训成诚恐？这句话就变成狗屁不通了，要知道论语正义与其说是一本论语注释，不如说是一本借论语表达自己伦理观、道德观的书。。。

然后就能得出结论了，钱钟书对于经学的历史没有了解，不知道以前四书五经是被当妓女来化妆表达化妆者自己意思的，而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章太炎他们，早就对这种现象不满，开始从文字本身做起，扎扎实实做训诂。出于钱钟书对于这个经学历史的盲点，而误用论语正义的一句没有前后文解释的义理之说，就以为空也可以训成诚恐，实在是浅陋之极。。。

再者，钱自身也没有文字学的基础，不知道空真正该怎么训诂，在两种解释面前茫然无知，索性都采用，这才有了他所谓一个词能做两个解释的”并行分训“。。。

哎，诸位看到这里已经明了，钱从根子上就错误了，哪里能推导出”并行分训“这种子虚乌有的玩意？

钱钟书肯定看过包含论语的《十三经注疏》。什么是注？注就是对经书原文的解释。什么是疏？疏就是对注的注。也就是说在最初注经书时，注文本身也年代久远或者注释不详、不周、不确，需要对注释本身进行二度注解，所以有了疏。像左传，全称就是《春秋》左丘明传，传也是注释的意思，就是说左传是左丘明对《春秋》这本原始儒家经典的注释，一般人误以为《左传》自己就是一本历史书。。。像今文经学家的《春秋》，就不认左传，他们认的是《公羊传》，是另一个版本的注释。之后对左传进行注解，这个注解已经是《春秋》的次一级解释，只能叫做疏。按《十三经注疏》的体例，《论语》的注是《论语正义》，是以仅次于正文的字体，最大号印刷在《十三经注疏》上的，钱钟书的错误就是只瞄了一眼最大字号的《论语正义》，误以为上面写的“”此章言孔子教人必尽诚也。“这几个字，能用在空的注释上。

其次，钱钟书不懂经学历史，不知道这里的《论语正义》是北宋玩义理的邢昺所注，不知道当时注解漫乱无章，不知道直到清代刘宝楠重写《论语正义》后，论语才有了第一次训诂学意义上的解释。

鉴于上述两种情况，钱钟书就生扒了宋版义理之学的《论语正义》，加之其本身朴学门外汉的学术修养，睁着眼睛说起了瞎话，把空训成诚恐！！！！！！！！！！！

先不说其他的，单单这个空字，验证了钱钟书为学浮躁、无小学、经学根基、以民科心态玩国学，妄自以为自己开创了训诂的新天地，并以此法训国学，结果把自己训成了一个笑话。。。他博学强识是可以肯定的，但就此高估自己能超过高邮二王、俞樾、章太炎、黄侃他们穷几世之力发展的朴学训诂，并另做前世未有之发明，是不是有点太无知加狂妄了？是不是也合乎他自身的为学态度？
别的不说，王念孙八岁读十三经毕，什么是毕？就是读透想透！这种天纵的才华加之后世的勤勉，岂是钱钟书一个搞文学文艺以及中西文学文艺比较的国学门外汉能捎带手就突破的？带点理智看待学术史吧！！！！！！

训诂没有网文，属于死功夫，这里推荐几本书。
推荐几本小学入门的书吧，小学是朴学，是经学的根本，也是由此进入国学原典的必经之路，有小学基础，再看经史子集古文字，又是另一番风貌，此中乐趣，难与人说。。。

1、《文字学概要》裘锡圭，我老乡。。。写的比这本深的，没这本写的全，写的比这本全的，没这本有启发性。。。看完就受益，而且不难。。。当然裘锡圭的功力可不限于此，顶着中国文字学第一人的名头几十年，真不是盖的。。。
2、《训诂学初稿》周大璞，我校友。。。章黄一脉的正宗传人，这本训诂学的书，却是难得的浅显。。。比起现在市面上的训诂学教材好太多。。。但这本书只能提供学习方向，要真想在训诂上有点收获，还是要从尔雅开始一本本啃下来。。。
3、《音韵学要略》万献初，还是我校友。。。音韵学入门其实不应该看书，对着广韵先把帮旁并明念熟悉了才是正路，但要了解各大概，这本书也够看了，没比别的音韵学入门书好哪去，也没差哪去，只是因为这本看了两遍，没什么大的纰漏，推荐起来放心一点而已。。。对了，我手头还有当年赵元任念广韵的录音文件，需要的pm我。。。
4、《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侃。不用介绍了，小学的巅峰学者，往上超过二王、章太炎刘师培，往下看情况要断后了。。。这本书也适合初学看，看不大懂的话，也能知道最牛的学者是怎么读古文的。。。
5、《故训汇纂》工具书，爱看古文的建议备一本，基本上碰到一个字词不理解了或者有自己的想法了，《故训汇纂》都把历朝历代所有文字音韵训诂的结果摆在那边，读者自助选用。推荐原因是我参与了一点，知道得之不易，好坏不评价。。。

众所周知儒家是以《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作为四书，《诗》《书》《礼》《易》《春秋》作为五经，以四书五经为核心，构建儒家的基本理论体系。

那好了，这四书五经是不能动的，那后代学者、思想家要发表自己的言论观点了怎么办？一定要拿四书五经说事，比如董仲舒想弄君权神授了，就搞出一本《春秋繁露》，看起来是解释春秋的，但目的是论证孔子编的春秋里，就主张君权神授的。朱熹想搞格物致知的理学了，就搞出一套《四书章句集注》，宣称孔子就是要玩格物的。王阳明想弄心学了，就攒一本《大学古本旁注》，说大学里就是要么这么玩心学的。最后是康有为，他想完改革，完蛋了，孔子没他妈说过改革的事情啊，那怎么办？康有为比较狠，直接说现在市面上流传的四书五经都是假的，真正的四书五经是这么说的，然后巴拉巴拉，还真被他说出孔子是改革家的门道来，这就是著名的《新学伪经考》

钱钟书并不懂中国传统儒家要发表自己看法，是通过注解四书来曲线表达的，他胡乱揪来一本《论语正义》，以为还真是他妈的训诂学了，其实真正的训诂学，前面讲过了，一直等到清朝才形成气候，通过二王、俞樾、章太炎，对每一个字，做真正的词义上的解释，而不是跟以前儒家一样，想怎么扭曲就怎么扭曲。。。

中医与国学1

先讲中医的出身和发展。
夏商周以及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巫医相是不分的，一个人，既是跳大神的，又是给人看病的，又是给部落首领王侯君主提供执政帮助的，比如屈原，他写《九歌》，既在抒发政治上的怀才不遇，又是描述跟各路神仙神神叨叨的对话，又写了一大堆香草的名字，不知情的还以为屈原是GEY，弄这么些香喷喷的草干吗，其实这些都是当时的药材。看现在的医的繁体字就知道了，医者，以巫打底。。。
可以说远古时期，中医的发轫就是从跳大神的这帮人开始的，想要多高的理论水平？想都别想。

接着讲中古时期的发展。我们宏观点看吧，别囿于中医自己的美化之说。中古社会，分三教九流，其中九流又分上中下三等，共计二十七流，那么看看中医在哪个位置。中医在第二等的第二流，排在秀才的后面，皮影戏的前面。秀才众所周知，是古代最低一等的读书人，属于刚刚脱盲，那么，中医，就是属于半文盲或者文盲的行列，比玩皮影戏的好一点点。。。在中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里，只要一个家庭但凡有个孩子看出点出息，都要往科举那边推的，实在连秀才也考不上，才做了中医之类的下品职业，这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医从业者的智商。想想现在好了，如果小学三年级的人去当医生，谁还敢去看病？中医的发展一直在低智商半文盲的圈子里转悠，弄出来的东西，能是什么高深的吗？理智点想想就好了。。。

接下来讲中医理论，这方面讲的人太多了，我只讲别人很少提的几点。
1、阴阳五行。阴阳五行这种辩证思想，属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时代过渡期间的思维，相当原始朴素，在这种思维基础上形成的中医理论，能好到哪里去？注意一点，阴阳五行并不是我们后世想看懂而看不究竟的高深哲学，而是远古中国人想说清楚而说不清楚的含糊的世界观。。。要死的祖宗崇拜，让中国人看待原始的东西，反倒觉得高深莫测。这其中有两种原因，一种前面讲了，是原始社会没办法讲清楚的、实在没办法的含糊的表述方式，让后人误以为微言大义，有很深的哲学思辨在里面。第二种原因就是基于祖宗崇拜，类似儒家想发表自己观念，不能脱离四书五经，只能通过注释四书五经来夹带私货。中医到后面要阐述自己的创见，只能在阴阳五行这种低智商的理论中绕圈子，又加上天干地支这种原始数学，通过相生相克这种朴素的动态关系，发生出一大堆理论。比如我今天说肝火旺属于阴虚，我能有一大堆说辞推导出我的结论，而双筒说肝火旺属于阳虚，也同样能通过一大堆东西论证出来，到底谁对？这就让中医的从业者有很大的阐释余地，类似于算命了。。。中医和国学爱好者有一点相似，打死不承认这是落后与进步的区别，一定要扯成什么思维、哲学的形态上的区别。。。
2、天人合一。这点也是巫的遗留，认为人体是个说不清楚高深莫测的结构，类似天地自然，其中就有莫名其妙的气啊、脉啊什么的，这点和前面的阴阳五行思想类似，不多说了。但中医对天人合一理论的一个近代化发展就是：没有副作用。这点就有点可笑了，你中药是取自天然，但天然的东西没有副作用？我举砒霜的例子极端了点，但极限法足以打击这个理论基础。可中医要打死不承认，睁着眼睛说瞎话。再者说了，西医的东西难道不是天然的？一样是动植物、微生物体内提取的，又不能扔进去一团碳原子捏出来。。。
3、各种医书。《皇帝内经》是伪书。成书不早于汉代。这点，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已经提出详实的证据了，“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像先秦时期成书的典籍，就提一下夏商周的事情，可到了汉代，什么盘古、颛顼都出来了，而且各种远古帝王的言谈举止的记录还有模有样，一不留神就被骗了，还真以为《黄帝内经》是黄帝写的。其实这最起码是董仲舒之后形成的书籍。
4、道家对中医的影响。这点属于中医给自己脸上贴金。人家道家玩的是丹术，跟你们刨树根切牛鞭的泥腿子完全是两个路数，道家的理论构建，在当时是远远超过医家的水准的。如果非要把道家确实有点成功被医家吸收，就因此把丹术归于中医，那道家的思想也是中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峰，一直也没突破。。。

先讲到这，接下来细说国学家和中医的故事。。。

中医与国学2

前文说了，中医从业者，从远古的跳大神者，到中古的半文盲，一直在社会底层的低智圈内发展，上面的很少去关注这帮货色在搞些上面玩意，直到清末的朴学大师俞樾。。。

俞樾写就《废医论》，从朴学角度，上至春秋，下至清朝，几乎所有的医学著作看了一个遍，结合中医的源起，算是给中医做了一篇最后的悼词。中医粉若有古文基础，可以读一读《废医论》读懂了我们再辩驳。。。

从清末开始后，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参与到中医讨论中，这时，高智商的眼光才第一次落到以前下流社会胡搞的中医身上，看看文盲界转悠的中医，在知识分子眼中，是什么个玩意

陈寅各，他对中医如下陈述：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

他的观点是，中医是在古代没办法的时候，用一用也未尝不可，但如果以这个为国粹，就是对自己医学历史的无知了，等于数典忘祖。这个评价我转手送给中医粉。。。

再看看启功：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闹病。而易县多名医，因为很多从官场上退下来的老官僚都喜欢退居这里，于是有些名医便在这里设医馆，专门为他们看病。其中有一家很著名的孔小瑜（音，著名中医孔伯华的父亲）医馆，祖父便乘机常带我到那儿去看病，吃了不知多少付药，有时吃得呕吐不止，但始终不见有什么明显效果，他们反而说我服药不当，违背了药性。所以从小时起，我就对中医不感兴趣。晚年回忆儿时的这段经历，我曾写过一首对中医近似戏作的诗：

幼见屋上猫，啖草愈其病。医者悟妙理，梯取根与柄。持以疗我羸，肠胃呕欲罄。复诊脉象明：“起居违药性。”

现在有人捧我为国学大师，他们认为既然是国学大师，一定深信国医，所以每当我闹病时，总有很多人向我推荐名中医 、名中药，殊不知我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

启功对中医有句很精辟的话：在中医眼里没有治不好的病，哪怕是世界上刚发现的病。。。够辛辣。。。

再看史学大师傅斯年：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再看曾国藩：“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

再看严复：“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再看梁启超：“诊病应该用（西医）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

再看梁漱溟：“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譬如这个人面色白润就说他肺经没病，因为肺属金，金应当是白色，现在肺现他的本色就无病。又姜若泡黑了用，就说可以入肾，因为肾属水其色黑。诸如此类，很多很多。这种奇绝的推理，异样的逻辑，西方绝对不能容，中国偏行之千多年！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

再看顾颉刚：“‘五行学说’用到了人命攸关的中医理论上，不但用以说明五脏六腑的‘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生理、病理关系，甚至连衣着服饰的五颜六色也能治病了！”

再看鲁迅：“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再看周作人：“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是再早一个时代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最纯正的中医学说也都是玄学的说法，倘若真是说得特别，即使荒唐古怪，也总还是够得上说是独有，可以标榜一个国字而名之曰“国术！”

再看郭沫若：“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还说：“我对于旧医尤其是阳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各位中医粉可与你们同样敬爱的国学大师们一辩。

章黄学人1

说章太炎，先说其师俞樾

俞樾是咸丰朝的进士，在同治殿试时，曾国藩是当时的执事，俞樾答题一反常态，没用当时必须的八股馆阁，而是开篇先作诗一首，之后洋洋洒洒，让曾国藩瞠目结舌，曾国藩给了个结论，这么好的文章，肯定是之前写过的，这里复述一遍，俞樾回复，如果文章是复述的，那前面这首诗可能复述吗？当庭顶撞当时的大牛曾国藩，俞樾的恃才傲物可见一斑。哦，当时的名词是殿试第一，也就是传说中的状元。
咸丰录用俞樾后，让他做了翰林院编修。那时的编修相当于智库，几乎所有的重臣都从编修起家，可以说俞樾的起点极高。
但自从跟着曾国藩到了江南从政后，仕途反而不顺，曾国藩也感叹俞樾枉费那么高学问却得不到举荐。。。
不过这也是好事，俞樾从此著书教学，上面承接高邮二王的经学，开创了自己的门派，几部对经典的阐释著作，抛开了董仲舒、郭象、朱熹、王阳明以来的对四书五经的任意性阐释发挥，而从一个个字词的解释上还原经书的本来面貌，也正是从这一点来说，是俞樾关闭了后代妄想注释涂抹孔子学说而夹带私货的大门，儒学的发展到了这一步，没有了附会的可能性，孔子的说法被限死在一字一句之中，再无可能由解释者任意开发，外界的学说再难以孔子、儒家的权威而面试。。。前面说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之所以出这么本考证的东西，一来传统的四书五经里没有孔子对改革的阐述，他无从发挥，只能无赖一样宣称当时世传的四书五经是假的，是赝品。

背景知识介绍：四书五经这东西是儒学的经典，相当于圣经、古兰经，这是权威的象征。但是在秦代焚书坑儒之后，这些书都没了，那怎么办？凭借着年纪大记性好的儒生，靠背诵回忆复原了这些，但复原的时候是用汉朝当时的文字来的，就成为今文经（那时的今天），而过来一阵，有人从孔子故居的墙壁里刨出来一堆书，也有四书五经，但这些书，是用战国文字写的，对于汉代人来说，是古文，所以叫做古文经。然后，认为今文是正宗的学者，成了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文是正宗的学者，成了古文经学家。。。由于祖先崇拜，墙壁里掏出来的古文经一直被当做权威，而靠记忆力背诵的那些版本，就是今文经，一直没什么人关注。像左传，其实就是春秋这部书的古文经版本的注释，而春秋的今文经，就成了春秋公羊传。。。四书五经都有今古文经学学派各自的翻译法。。。
像康有为，在当时是主流的古文经的四书五经里搞不出孔子有改革思想的说辞，就说墙壁里掏出来的，是当时人伪造的，孔子老家压根没有藏书，这是个阴谋，而凭借儒生记忆力笔录下来的，才是正宗，于是康有为在今文经的基础上，掏出了若干理论，证明孔子也是个改革家。。。

说回康有为，他之所以弄《新学伪经考》，一方面是古文经里没有孔子改革的说辞可供利用，二来古文经的阐释权已经被俞樾给狠狠封死，他再也弄不出名堂，只能拿今文经说事。但饶是如此，朴学的战士们轻轻调转枪头，在小学层面稍微撩拨一下之前不屑顾及的今文，康有为的理论也顷刻分崩离析。。。而以此为论点的戊戌变法，失去理论根基后，也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也是戊戌变法一个失败的原因，关于这一点，论述的人很少，我试想，在当时的学术环境里，如果俞樾以他的学问和地位做一篇孔子改制的论述，戊戌变法也不至于这么没有根基。。。

这就是俞樾继承发扬的朴学的功力。。。

章黄学人2

章太炎

章太炎的名字其实叫章炳麟，非常土的名字，那时我们的历史教材里有章炳麟，但一般人都认为是个什么革命家。章太炎的号是他自己取的，他倾慕顾炎武的学问和反清的勇气，就用了这个炎字。看章太炎的一生，学问也是顾炎武一样的博而精，社会活动上，也是跟顾炎武一样反清。（顾炎武以后有机会也单独成篇）

我认为的国学大师，有几个条件：1、必须在有西学为参照的背景下。否则司马光、俞樾这些古代通才也成了国学大师。2、必须“通”这个前文讲过了。3、大师者，应该有相应的修为和事功，闷头读书的，那叫书虫。

看看章太炎的学问：从小学朴学起家，学问扎实，在经学（相当于现在的儒学）、小学（相当于现在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史学、子学（先秦诸子之学）、佛学、医学、现代政治学、现代哲学等等等等，几乎都是最一流的学者，每一门学问的论述，几乎都成了该门学科必学或有相当重要文献意义的著作。

再看章太炎的事功：
1、任《时务报》主编，在舆论上起到了前所未有开启民智的作用。梁启超称：“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
2、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切中时弊，打消了国人改革的希望，代之以激进的革命。捎带手灭了今文经学的昙花一现。
3、撰有《中华民国解》，是中华民国这个名字的提出者和理论的奠基者。
4、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为孙中山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
5、袁世凯想称帝，但忌惮章太炎的舆论宣传能力，在就职典礼时，将章太炎关在龙泉寺，之后章太炎跑到袁世凯皇宫前大骂。后被孙中山接往日本，加入同盟会，一边革命一边讲学，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就在那听了章太炎几节课。
6、孙中山跑到广州组织护法军，章太炎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
7、张勋复辟，以康有为为文胆，章太炎遂加入讨逆军，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在理论层面展开第二战场，封死了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皇权复辟的正面想法。
8、孙中山以国家利益换取俄国支持，想联合共产党，章太炎作《护党救国宣言》，公开反对孙中山的容共主张。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
9、蒋介石中山舰事件后，章太炎发表《讨蒋介石》全国通电，认为袁世凯是一个人想当皇帝，而蒋介石是想一个党当皇帝，本质没有区别，也是叛国。。。以至于蒋介石的清共名单中，竟然有章太炎的名字。。。。。。
10、晚年呼吁救国抗日。
。。。。

太多了，我主要从章太炎对国人思想有深刻影响的革命活动层面说了以上几点，可以说章太炎的一生，就是革命的一声，而且每一步看起来离经叛道，但都踩在历史的前瞻上，都走对了。。。别人在浑浑噩噩时，给强学会募捐，帮梁启超写文章，唤起民智，开始搞戊戌变法时，又针对康有为的胡搞一番敲打，一直论述革命的必要性，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又对袁世凯、张勋的两次复辟给予鞭笞，在同盟会时期，对孙中山的集权和私吞捐款的行为又有批评，由此与同盟会有了间隙，但到了宋教仁被暗杀，革命事业有危险时，又抛弃前嫌，重新加入。最后还对蒋介石的行为不断敲击，死前还游走各股军阀势力，推动联合抗日。。。这他妈是什么样的一生！每一步的选择在当时看来都是不合时宜，都充满危险，但在我们后人眼中，这需要多大的人生智慧和勇气！！！

最后说说章太炎的神经病特质
章太炎是这么说自己：“独有兄弟欲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古怪的议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主笔《明报》期间，吴稚晖在法国办报与章太炎互相诘难，双方越吵越凶，以致章氏对吴说：“足下本一洋奴资格，迮而执贽康门，特以势利相缘，……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斯已矣。”这种人身攻击，都堂而皇之地登上《民报》，翻译过来就是你他妈就是一个洋奴，跑到康有为门下做五毛，你只是以势利做标准。。。今天说革命，明天说无政府，你他妈就是一个宠臣，一个太监。。。你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要去舔脓疮，要补好自己的裤子，不要让里面的鸡巴露出来了。。。。
丫就是赤裸裸的人参公鸡啊。。。

在武昌起义后，作为光复会的核心，章太炎在政坛上与政治对手论战更是激烈，几乎所有对手都称他为“章疯子”，每次议会结束，各种报刊头条都是“章疯子再发其疯”，比现在台湾政坛玩的更火爆。。。如果哪一天章太炎参加会议前吃了点安定药物，冷静一点了，当天的报刊头条就变成“章疯子居然不疯”。。。

最有传奇的故事发生在反袁期间，我这里不写了，复制一段

章太炎来到了总统府，指名道姓要见袁世凯，与之“理论一切”。于是发生了“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语）一幕。

但大闹总统府接待室，并未让他见到袁世凯，反而很快被软禁，先后被拘在石虎胡同、龙泉寺、钱粮胡同等多个地点。

章太炎被拘押的消息传开，举国震动。《顺天时报》突破消息封锁，连续发文报道章太炎现况，并警告袁世凯：“以民国初任之大总统，竟不能容纳一硕学异能之士，……将使当路恶名播于五洲，传于万世，永难泯灭。”

报纸杂志竞相报道章太炎被幽禁的事，袁世凯处于巨大的无形压力中。

北京名流对章多方营救、说情，但袁世凯坚持不放章太炎。绝望之中，章氏长女自杀。消息传至日本，误传为章太炎已死，上海报纸据此转载。夫人汤国梨连忙去电询问，章太炎答：“在贼中，岂能安。”

压抑之中，章太炎曾满屋书写“袁贼”，用手杖痛击解恨。又以绝食抗议。在给妻子的信里，他称：“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际，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在袁党内部，的确有些忌惮。袁世凯的得力助手、警卫军统领陆建章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据陆建章回忆，袁世凯曾手书八条以保护章太炎：

1.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2.讲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3.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4.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5.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6.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7.求见者必持许可证；8.保护全权，完全交汝。

在龙泉寺期间，袁世凯派儿子袁克定给章太炎送来锦缎被褥，放下就走。章太炎发现袁克定在窗缝里窥探，于是进房点燃香烟，把被子烧开多个洞后抛掷出窗外，大喝道：“拿去！”

学问和革命做到让对手忌惮和尊重，近现代以来唯有章太炎一人。。。如果以儒家的君子三立：立德、立行、立言来看，章太炎是所有国学大师中，唯二做到这一点的，其次就是梁启超。而论思想性，也只有章太炎和梁启超两位，当得起思想家的称呼。。。 

章黄学人3

黄侃

黄侃一生，就是魏晋风度的一生。

他的国学底子在拜章太炎为师之前，已经学富五车名满天下了，在武大前身文普通学堂（张之洞的自强学堂后一分为二，为文武普通学堂）学满后，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留日学生都是一边读书一边革命，他早就在一次酒后写就让他扬名立万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他到日本去见章太炎，章太炎不在，看到章太炎墙上写了一副字：“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侃心想，还有人比我更不要脸，把自己比作孔子大禹，唯我独尊。我去。后来章太炎看到黄侃的文章，黄侃应该也经过刘师培推荐，终于拜师成功，两人同为疯子，但黄侃对章太炎一生都敬重。从某几个点来说，黄侃的学问还超过章太炎，特别是音韵方面，而且单单对于经学史学，黄侃钻的更深。

说说黄侃的性格吧
1、好色。黄侃一生有名目的就娶了九个老婆，要知道他总共才活了四十九岁。始乱终弃对于他来说，根本不是个骂人的话。勾引女弟子这种，压根不算个事。当时人们评论他：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翻译成白话文：不是我生的，不是生我的，都能睡。
2、好吃。同盟会有人请客，但同时参加的有不少是黄侃骂过的人，黄侃去了嘛尴尬，不去嘛又经不起馋，索性进门之后招呼谁也不打，脱了鞋猛吃，吃完走到门口，大骂一句你们都是王八蛋，飞也狂奔而逃。。。
3、孤傲。当时文坛领袖王闿运请黄侃的客，夸黄侃，呀，你看你，年纪轻轻就这么有学问，你看我儿子，还是一窍不通呢。黄侃翻翻白眼，当爹的都一窍不通，说儿子干吗？
4、报复心强。史学泰斗傅斯年本来是跟着黄侃读小学的，没想到被海归胡适给吸引去，跟着胡适做学问了，这点黄侃接受不了，从此开始挤兑胡适，胡适因为想用先秦诸子的思想验证西方哲学，就钻研墨子，黄侃就骂胡适你爸王八蛋，理由就是墨子是无父兼爱的理论，你胡适推崇墨子学说，我骂你爸王八蛋，你应该欣然接受。然后胡适推行白话文，黄侃就课上举例文言比白话好在哪：“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
5、大胆。黄侃按说也做过刘师培一段时间的学生，但刘师培后来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说了一大通中国对帝制的需要，在座的要么怕袁世凯的淫威，要么估计跟刘师培的交情，只有黄侃，起身淡淡一句：既然帝制那么好，那你去做皇帝吧。但最后刘师培身败名裂时，倒还是黄侃求蔡元培，给刘师培某了个教职。
6、神经病。黄侃去丈人家，跟丈人不合，竟然脱掉裤子在客厅的太师椅上大便起来。
7、特立独行。在民国，黄侃还坚持让学生向他磕头，杨伯峻拜黄侃时，黄侃就明说了，我的学问是我向章太炎磕头学来的，别人要从我这学，一样得磕头。

其他的各种疯言疯行，不胜枚举，有兴趣的大家自己看看。。。

先讲到这，学问这些东西，放在章黄学人综述里讲。。。

章太炎黄侃包括接下来讲的朱季海，学问都高于王國維陈寅各，这个横向比较以后一一道来。只有梁启超的博学能跟章太炎pk一把，但讲深度也差了一截。要知道黄侃在日本讲学时，冯友兰之辈还未曾读过楚辞，冯友兰 回国传两句二手得来的黄侃对于楚辞的见解，他妹妹冯妧君妹夫陆侃如就得以在楚辞界成一大家，这是什么功力。章黄一般是做训诂小学的，类似跟我一样，只搞一条条注释，但从一个字就能搞掉一个学说一个体系，跟一般的学问人路数不同的。别人一点点想法就凑一篇论文一部书，章黄只把这个轻轻化成一条注释，千百条注释合成一本书。这种创见的学术密度不是王國維梁启超洋洋洒洒絮絮叨叨的专著能比的。

章黄学人4

朱季海

章太炎像个武功绵密劲道的少林方丈，学生能得其一技，遍足以在某个学科扬名立万，像钱玄同得其音韵学一二，遍与赵元任并驾齐驱，当然赵元任胜在中西语音的比较，钱胜在古音的勘定。（坊间有传言，钱玄同的音韵学论述，是黄侃撒尿时，钱玄同跑到他坊间偷来的书稿。黄侃是信誓旦旦这么说，钱玄同没有发表意见）。

又如鲁迅，其实算不得入室弟子，仅仅是在章太炎在日本开的盈利目的的培训班听一听，摘录点笔记，然后用朴学方法勘定中国小说史，至今仍旧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论述。很多人以为这本书是以鲁迅的杂文名气而具荣的，其实不是，真真切切的扎实的学问。关于中国小说史，王国维也曾想做过，但我估计就算做出来，也是鲁迅版本更好，看王国维论唐宋元的戏曲史，无甚发明，不及鲁迅的治学方法。

还有离我家直线距离500米、现在正在拆迁的马家，北大五马之一马裕藻,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鲁迅一样听过几堂课，回来写成《注音字母》，任北大国文系主任十四年。。。

 朱希祖，学得章太炎治史之道，回北大为史学系主任，兼清华大学等教授，其所论述的南明史，至今仍是巅峰。同时的两大史学泰斗陈恒陈寅各每有论述，都被朱希祖一一批驳，二人没有一点脾气。像《柳如是别传》，其妙不在故事，而是对南明历史的考订，而学界肯定陈寅各的这个功底。学界都认为南明历史的难度仅次于先秦，因为南明的笔记史料众多，既有清代污蔑的，也有明朝余孽吹捧的，如何去伪存真，极其考验学者的史学功底。而殊不知陈就是站在了朱的肩膀之上，减轻了还有80%的工作量。

还有沈兼士，在章太炎处读小学，一生仍以小学为看家本事，现在学界现成在用的《广韵声系》便是其考订，历任北大辅仁清华各大学。但沈兼士的牛逼之处不是本行，而是捎带手批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当时胡适的中哲史，是没有先秦的，是沈兼士的思想，让胡适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加上了先秦的部分，并由此影响了胡适的一生。另外说一句，冯友兰扬名立万的中国哲学史，是从沈兼士教的。一个章太炎门里不出名的人，教一门自己没用全力去研究的学问，教出了名满天下的冯友兰。。。冯友兰其实算章黄的偏门，在黄侃那听过几堂课，又从沈兼士那里学哲学史。。。当然，他的学问更正宗的章黄入室弟子是不能比的。。。
以上这些学人，在某几个门类都可以在正规学术圈造成地震般的影响力，那有没有学的跟章太炎一样“通”了的人呢？

有，一个是大弟子黄侃，一个是最小的弟子，朱季海。

朱季海师从章太炎比较早，但年龄是最小的，也是章太炎最宠爱的称之为“千里驹”。章太炎与黄侃，其实算亦师亦友，黄侃敬章太炎，也是因为学问，也是因为师徒之义。章太炎于朱季海，才是真正口传心授的。

朱季海，在我提这个名字之前，全国都没几个人知道，但他的博学，足以让解放之后所有的学人汗颜。我那年去拜访朱季海，他还住在苏州最繁华的的商业街观前街的路口1号，楼下是穿梭的热裤性感女郎，楼上是落寞孤寂的国学大师，这也算是朱季海的一种行为艺术了。我没跟他说上几句话，第一因为紧张，辈分差了三辈，太公级别，第二，当时朱季海的身体也不那么好，不便打扰。朱季海经常去苏州双塔公园闲坐，就因为双塔公园以前是其师章太炎的故居。公园方也厚道，免了朱季海的门票，还提供点热水什么的。

朱季海脾气臭学界有名，碰到能说上话的，他挺乐呵，碰到脑袋塞满狗屎的，跟章太炎黄侃一样，坡口大骂。黄侃曾经想到苏州看看朱季海的，后来没看成，朱季海倒也没失落，说两个人都自负，不见也罢。如果真见着面，因为学术问题争吵起来，绝对是火星撞地球的盛景。。。

 我去的那会，正是国学骗子文怀沙红火的那阵，文怀沙搞了个什么私塾，附庸风雅弄些伪国学，有人推荐给文怀沙一个孤僻老头，说这小老头听说有学问，文怀沙这个号称章门弟子的家伙，竟然不认识章门正宗关门弟子的朱季海，朱季海也不言语，愣愣教课拿钱。可那什么私塾里怎么可能有人听懂朱季海的学问，真正的国学大师跑到伪国学班授课，又是一出行为艺术。最后等到文怀沙被人剥皮游街时，有人想起章门弟子还有个朱季海健在，让朱季海一辨便知文怀沙是否是章太炎学徒。。。朱季海一开口就堵死了文怀沙的路，文怀沙读的是太炎文学院，是章太炎去世后，由朱季海和他师娘创立的（让大家掉下巴的是，当时朱季海才十九岁），文怀沙就算读过太炎文学院，也不可能见到章太炎，都没见过章太炎，何谈弟子？然后别人问他，那文怀沙到底有没有读过你朱季海创立的太炎文学院？朱季海只说不能证实，来来往往太多人了，认不过来。。。拿了文怀沙的钱，还堵死了文怀沙的路，朱季海甚是可爱。。。

说说朱季海的学问吧。我最初是看了《初照楼文集》，里面只要涉及的学问，朱季海要么不写，写了就是自己独特的全新建树，从甲骨文到先秦史，从小学到经学，从文学到史学，从哲学到学术史，只要触及，便是振聋发聩，让我最佩服的还不是我能看懂的这些，另外还有地理志和书画理论的东西。地理志作为极其偏门的学问，目前只有日本几个专家是公认牛逼的，但我学养不够，无从分辨朱季海的地理志到了什么份上。。。

 然后看了《楚辞解故》。我不知道怎么向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力道。用黄侃做旁证吧，黄侃讲课，总是信马由缰，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则觉胜义纷呈。我读《楚辞解故》也是如此，一条注释就足以构架一个新的学术观念，一个训诂就足以破解前人故习之学说，《楚辞解故》因深奥难解，被称为“学界天书”，但这里的学界，应该是楚辞学界，像普通研究楚辞的，陆侃如、姜亮夫、周祖谟，仅仅就楚辞本身发言，而朱季海，通贯先秦文明史，这种气象确实不是普通楚辞学界能比的。。。他这本书的出版还有个故事，朱季海曾把这书的几章投给《语文研究》，没有录用，后来吕叔湘拜访朱季海时，朱季海就发了脾气，吕叔湘忙解释，别人发表的都是论文，您看您，一条条的，我怎么发？朱季海拍了桌子，学问要的是真理，你管我一条条还是一块块！吕叔湘老老实实回去发表，这大概也是迄今唯一一篇以朴学训诂体例，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了吧。。。像我那时训一个观字来考证先秦的原始社会宗教，也博得一些小名气，但看看朱季海，几千条的注释，条条比我精彩，但晚年落魄到如此地步，这个国学圈，不混也罢！

行文到这里，诸位如果觉得朱季海是个食古不化的老学究，那就错了，他时髦的很，西方有什么新的绘画流派，他门清，西方的艺术史，他的了解程度，给陈丹青上课还有余，朱季海对中国的艺术史，更加不用说，大家有兴趣读一读《三朝画即席谈》，百度文库就有，读完不信大家不掉下巴，这么一个老叟，对于中西艺术，竟然了解到这地步。。。

最后说一下朱季海关于传统文化的意见，与我相合：“什么叫回到传统？所谓传统就是会一直传下去，传不了的就不是传统。每天都在前进，哪里回得去！“
最后说一个让理科生振奋的事情，朱季海是学的物理学考到早稻田大学，然后才在日本跟了章太炎。。。

 论博学，梁启超可一比章太炎。

论专精，有几个老家伙单在一个洞里穷一辈子的功力，打的也挺深，比如陈寅恪的唐史、汤用彤的佛学、王国维的甲骨文，都是顶级，但这个顶级也有所属领域的难度之分，像鲁迅写中国小说史，写成了no.1，不过这是基于其他人没去写的前提下，如果换朱季海来写，肯定会更好。但这个是不能假想的。章黄门也确实很少对甲骨文发声，王国维当得起甲骨文第一人。说来见丑，章太炎甚至一度认为王国维的甲骨文是他们自个儿买了乌龟壳自己刻的，属于学术诈骗。总而言之，就所从事的学问的难度而言，朴学对根基的要求更严格，像冯友兰只能玩玩哲学史，自己拍脑瓜写点四脚不着地的贞元六书。

要单说学问，黄侃可能超过章太炎，但要加上事功和思想，章太炎绝对是国学这个名词诞生以来的国学第一人（国学这个词也是章太炎首先用的）。

很多人以为朴学、小学，就是钻故纸堆里考据，其实大错特错，他们做的不是纯粹的考据，而是用朴学的方法探求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哲学、真正的文学到底是什么。。。黄侃最遗憾的就是前期的考据基本弄完，等到要发声时，over了。。。像一个不懂朴学的弄先秦史，他看着十三经也会被带沟里去，更别说有对儒家学说、先秦历史的真正理解了。。。没错，我说的就是钱钟书

章黄学人5（综述）

为了显示郑重，用半文不白的话绉一绉吧。妈的十多年没写古文了，当年的左传体不晓得还趁不趁手。。。

有周一朝以降，儒学历秦火而不绝，经董子而独尊，其后虽迂，仍有新论，然终以四书为纲，凡有己念，唯乞四书，四书有章句相验，民乃信之。故董子发天人之感应、子玄述独化而自得、朱子倡格物以致知、伯安论知行之不二，皆以四书为本，寻孔子所述为证。然经学历千年至有清，各家注疏庞杂，皆权私义而篡，先秦史论如顾媚落于秦淮，不复当年原貌。

自高邮二王始，清人尝辩群经，如撩尘拨雾，得观初月。至于章黄，更如荡云排沙，始见皓日。章黄治学以一字一韵为基，破他人之习旧识，立朴学之勘新论，终得还归柳氏于牧斋。

复有觑五经而妄再谋私之魑魅，章黄之学，尤钟正南执桃剑于侧，初斩南海以试锋刃，次斩张辫而儆众儒，魍魉披靡。

故学自此缚于章黄，儒家断无复兴之所望矣。

秃公有诗赞曰：

韦编三绝订春秋，
章黄一派掘穴坟。
了想千年兴衰业，
如梦终醒但留痕。

章黄的革命意义、思想意义、学术意义，我都没有谈，这都是别人谈过的，我现在站在比较远的地方看他们，觉得他们的历史意义更大，理由就是把儒学的根基四书五经给明确勘定了，字词意义全都给与了科学理性的注解，四书五经从此成为定本，一个标本性质的存在。这么一来，儒家的涂抹四书来宣扬自己主张的道路，就被章黄彻底断绝，这也是新儒家闹的那么欢畅，却只是些引用、解释、对话的工作，没有新的理论体系出来的原因。

所以章黄的本意也许是把历史、哲学、思想给还原，却不想无意间，断了新学说的兴起的可能性，不自觉的做了儒学的掘墓人。这点学术界从来没有谈到过，我很荣幸能把这个意义给提炼出来。。。

胡适

说胡适吧，胡适属于一路被拐骗，最后不能自拔的

本来是杜威的得意门生，如果单纯做西哲，就算没有创见，但也可以弄弄西哲史成国内no.1的西哲专家，但回了国，在北大发现周围一圈土鳖原来西学也不次，像跟他同一年在北大任教的张申府（应该是同一年吧记得），对罗素对维特根斯坦这些人都研究的极深，更夸张的是当维特根斯坦在西方的影响力还没形成的前提下，张申府已经把他的逻辑哲学论给翻译过来了，是维特根斯坦除了德文之外最早的外文翻译。。。这对胡适来说打击不小，丫的我本以为跑美国跟着杜威端茶倒水，穿着西装回国就该牛逼了，怎么冒出来这么些个奇形怪状的人，还都挺牛的，于是开始弄中西哲对比的事情，妈的，玩纯西哲玩不过你们土鳖，玩比较学总行了吧（比较学其实是最简单的学问，两个体系里随便挑什么学说字眼比比，就显得牛叉了。像胡适初期、钱钟书一生）于是学中哲。
这下完蛋了，一接触中国传统的东西，那被喷的口水就够他洗澡的了，一会这人看不起他，一会这人指摘，一会那人笑话，写个中哲史吧，沈兼士说先秦的怎么不加上？那好，弄先秦诸子，黄侃又来调笑，这学问难做啊，得！老子跟你们一样看古书！
总算把哲学原典啃掉了，又有人说，你懂佛学嘛，不懂佛学谈个毛中哲，得，研究禅宗吧
好容易中哲弄妥了，还有人来，你丫古文狗屁不通，推个鸡巴白话文，你懂文言文啥好处啥优美吗？得，还得研究古典文学
最后总算文学哲学妥当了，又跳出来人，你对中国史就是门外汉，学了什么都是白学，自己的国史都不清楚的人，还讲什么？
胡适一咬牙一跺脚，跟你们丫死磕了，老子看二十四史。这时有人坏笑了，读本纪列传，小学生也能读，你看得懂律历志、百官公表吗？

戏说而已，但大约能反应胡适的心路历程，他最后研究到最冷门最生僻的地理志、水经注，也不是不能理解了。。。

当然，胡适不像我这样容易负气，他本身也是喜好看书。不过传统的东西真是黑洞，再好的才华的人，掉进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中，都很难爬出来，最后被吸到一个点上不能自拔。。。想想也知道了，按照概率，几千年堆积下来的高智商人士、高明的言论，也是数不胜数，他们的东西，你陷进去搏斗，很少能获胜的可能，谁要声称击败了所有古人的智慧，那真的是狂妄。。。

 

钱穆

钱穆对我来说是个很特别的存在，首先，他的书我可以说一字不落全都看过，按说是非常有底气说一说他的，但其次，我对钱穆的了解仅仅限于学问，他的生活离我十分遥远，钱穆的门生与我曾经的圈子没有交集，也没有渠道从前辈或者同辈那听到钱穆为学为师的种种。也就是说我对钱穆的以下描述，仅限于他呈现的文字，仅限于我本人对这些文字的观感。

从两个个方面说吧：天赋和成长、价值观和情怀

天赋和成长

钱穆的生平算是屌丝逆袭的代表了，从一个中学老师而任教燕京大学，之后另一个从中学老师变牛人的，那就是马yun了。当时钱穆的发迹，跟他深厚的史学积淀当然有关系，但我从专业角度讲，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非常、极其应景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为什么说一个年谱就应景了呢？因为这是有历史背景的，那就是之前康有为为了强推变法，把孔子打扮成一个改革家，硬把历代认可的古文经给说成是汉代刘歆伪造的（当时汉成帝让光禄大夫刘向等人从各地搜寻秦火中幸存的古书，刘向over之后，他儿子刘歆就把这些古书编辑整理，并加以推广，竖立了与今文经相抗衡的古文经，之后，为国师之名，助王莽篡汉），古文经是刘歆为了篡汉的伪书。康有为大致就把这个观点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并想重新竖立今文经学的地位，并从中挖掘出孔子改革的噱头（这就是另一本孔子改制考）。可以说康有为的路数是很正的，跟朱熹跟王阳明一样，都极其懂经学，以及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经典的推崇。知道只有以经典做背书，事情才好办。所以康有为的戊戌变法的理论根基是孔子改过制度，而孔子改过制度的前提是今文经是正道，古文经是伪书，而今文正、古文伪的前提是刘向刘歆确实伪造过经书。那么要推翻康有为的一切，把最根基的部分铲了就行。当时学界不断有言论和书籍在出现，章黄门也不少论据，有扇脸的，有上刑的，但感觉就是打不死康有为，他丫血条极长，还不停在保皇好戏上蹦跶（康有为的君主立宪的前提是有皇帝，所以后期只能保皇）。这时候，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就像一把手术刀，卡擦一下，就把康有为的鸡吧给切了，康有为自此成全社会的笑柄。学界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要收拾康有为，突破口在刘歆身上。
其实钱穆的办法是死办法，现在看看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把《汉书·儒林传》里的东西摆摆清楚，让大家对照着看看康有为污蔑刘歆的伪造之说是破绽百出的就行了。再说穿点，就是把汉书关于刘歆的东西梳理一遍，给刘歆一个不在场证明，证明刘歆不会造假而已。
但现在看看是简单，对于当时来说，振聋发聩，谁都没想到一个江南的中学校的一个破教室，能手刃康有为。
第二个钱穆又用笨办法考证了先秦诸子系年，把墨子孙子韩非子这些人的生平履历给编辑清楚（正式成书出版《先秦诸子系年》是在以后增补的）。这两个学术成果按照现在看，是摆不上台面的，属于死功夫，用汉书和史记考证考证而已，但当时属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打包整理的年代，手快有，手慢无，钱穆搞了，就是钱穆的发明专利，这个是可以吃一辈子的，钱穆也确实吃了这种死功夫一辈子，之后还搞出了《史记地名考》等书。
但钱穆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浮于表面的史料对照考证，他在做诸子学问的时候，其实两个收获也让他受益一辈子（这个是我猜想的，没有实证，只从我自身学习过程来推测），当时他在中学时期做诸子系年，无疑要接触诸子的学说，而诸子在当时和儒家的不断冲撞出来的学术思辨，也让钱穆这个整理者锻炼了思辨的能力，相当于天天看围棋高手过招，自己也能琢磨出一点对弈之道。这让他之后看待儒学、看待佛学、看待玄学、理学、心学、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这些学问，没有了技术门槛，所以他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清儒学案》等远离史学而偏思想史的东西时，能驾轻就熟，没有大的差池。其次他研究诸子时，写过一篇《读墨岩解》，自以为把墨子给看明白了，但当他看到清代朴学大师孙诒让的《墨子宴诂》后，才知道自己跟玩训诂的人比，浅陋无比，自此自学训诂，真是才华天纵，还真有模有样，有训诂学傍身，让钱穆之后的为学著书硬伤极少，很少挨砖头。他也是章黄门外，一只手能数过来的，玩训诂玩到专业级别的人。

最先发现钱穆的应该是顾颉刚，顾颉刚以后也会单篇讲到，号称朴学殿军。也是顾颉刚推荐钱穆到燕京执教。至此之后，钱穆这个武学奇才才真正开始扬名，在和燕京、清华的诸多史学、哲学教授交流之后，各方面的短板不仅补上，而且有赶超原本的各领域专家的趋势，按说他一个玩史学的，就史学领域里让人服气就了不起了，但其他领域，竟然也成了标杆，这点不可思议，每逢有教授新出书论，都捧一本拿来给钱穆过目过目。我以前看到一本书里写冯友兰攒出《新原人》时，拿去给钱穆看，钱穆给批个面目全非。
所以我对钱穆为学的观感，就是他丫不是人，是练了九阳神功的张无忌，之后不管学什么武功都分外轻松，一不留神都练爆级。当然，这跟钱穆为人虚心有关系，他不像章黄学人一样，个个都自负的要死，满天下除了自己，没有看得上的人了，包括自己的同门。

后期的钱穆的著作啊、讲学啊，就少讲一点吧，这篇文章后半段价值观和情怀里，也会提到。。。

简单评价一下钱穆的几部重要著作：
《刘向、歆父子年谱》：《新学伪经考》的最直接批判证据，此书一出，还在撺掇保皇的康有为康圣人，即刻被上宫刑，自此如太监行走江湖，为人不齿。钱穆的唯一一本起过社会效应的书。普通读者不需要读，很少学术意义。
《先秦诸子系年》：学界广泛好评的一本考证书籍，连考证狂魔陈寅各都称赞这本书精湛。可读可不读，因为诸子系年的结论已广泛被吸收到之后的各种书籍中。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定要读一本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话，读梁启超的。只怕货比货啊，如果只有钱穆写这本书，这本书也必读了。
《国史大纲》：读通史，如果说要客观，建议读吕思勉的，吕思勉更允中，钱穆总要跳出来抒发抒发感情，表达立场。很遗憾章太炎和陈寅恪都没能写成中国通史，这估计是我们民族永恒的遗憾了。。。
《中国文化史导论》：这本小书可以一读，条理清晰。但要看更宏伟更详细的，我这里推荐一本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导论》以及中国思想史的上下两本大部头书籍，毕竟葛兆光的年代和视野不是钱穆能比的。。。
《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没什么好读的，系统学过西哲的人看了就知道浅白，这本书也是钱穆的典型，他学术放第二位，情怀放第一位。不过他的这些书，倒是客观上引导了新儒学的发展方向。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没有更通俗的制度史的专著出来之前，这本是唯一一本把职官单拎出来讲的书，但离学术差点距离，如果钱穆真能写出中国制度史就好了。
《秦汉史》：这本才是必看的，目前具有唯一性，也是钱穆最最看家的老本行，汉代历史考证。
《中华文化十二讲》：如果对于传统文化抱着热爱之情的人来说，是必看，这本书，属于这批人现成的论据，拿来就可以跟全盘西化派做辩论，也适合国粹派们的智商水平，装国粹逼的必备指南。

价值观和情怀

钱穆为学广博扎实老道，但精深却有点谈不上（如果把黄侃这样的叫做精深的话），他的学术成果基本是梳理性质的，讲清楚既成事实，很少发表惊世骇俗的观点，也没有产生过让学界为之一震、并导引学界研究方向的课题，他的诸多学术书籍，按我的观点，属于手快有，生的年代早，抢的快。（比如他的《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的绝对压他一头，钱穆的叫学匠梳理大师，梁启超的叫大师评论大师）。
那么让钱穆在学术史上有那么好名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价值观和情怀。
大家注意过钱穆的书没有，夹叙夹议，写到动情了，要感叹一下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比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为一个讲演录，真实反映了他讲座当场的神情，每逢讲到一个制度有合理性时，都痛诉全盘西化之人的无知，竟然无视老祖宗当年的智慧。（这个调调也暗合了中体西用人群的情感需求）。但钱穆的感叹是基于他对中国整个历史、中国整体文化走向的通盘了解前提下，岂是浅薄的中体西用人群能比的？
钱穆在大学、在书院开课，也是如此，他的知识性是其次，他的情怀的表达，吸引了大批的听众，几个大学的上座率纪录，相当长时间是钱穆保持的。在钱穆这种大师级的嘴里说出老祖宗的东西还是有合理性的，那是多么让国粹家亢奋啊，他的每次开课，都成了一种类似追求价值观认同的心理讲座，能不火爆吗，何况凭钱穆信手拈来确凿证据的能力，让这种讲座超乎学术范围，上升到文化认同的层次。钱穆的一生，开始于甲午，伴随着整个民族的各种忧患和忧虑，伴随着中学西学的不断争论，伴随着社会改革的整个试错过程。他对于故国历史的爱、对

于故国之学的爱，让他的文字充满了悲情，也让他的书充满了对传统价值系统开始崩溃的焦虑和抗拒。钱穆对于工业化、商业化是极其排斥的，认为这会导致对人性的肢解（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很切合）。
钱穆在中学任教期间，就不断学习整理史学、子学的东西，任教大学后，不管是和平时期还是国难时期，都没停止对于国学的著述，在举校奔逃期间，仍不断开国史课程，当年在我母校也做过制度史的课程，49之后，在香港的新亚书院，仍教书传道，培养出余英时这种当代的大家。香港中文大学的国学底子，按我说一大半是钱穆打下的。
钱穆像是一个对传统价值极其虔诚的传教士，我们可以说这个教的教义的是非，但对于传教士的虔诚之心，却生不起怨恨、起不得诋毁，钱穆在双目已盲后，仍凭手书而成《晚学盲言》，似乎是用劲最后一口气，为传统文化的逝去而扼腕叹息。
但理智点看，钱穆的那种客观上是国粹思想的言论，并非现在的国学骗子的卑鄙行径，而是真切的出于对国学的大爱。在钱穆这个层次上，已经能抛却智力因素，完全是个人情感认同的事情了。很简单，鲁迅看透了，说国学该死，钱穆也看透了，说国学该活，如此而已。
一个文化人，一个学者，最难的其实不是对一种知识的传递和研究，而是对一种文化的承载，对于这种文化，做一个传播者和承载者，用张载的话说，为往圣继绝学。这一点，钱穆去做了，而且，做到了。。。

讨论一下钱穆的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问题吧。

钱穆认为传统制度有可取之处，是因为这种制度适应符合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环境，有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合理的调调。他在这个观点下，对传统君相政治制度、士人阶级统治持好感，认为中国人当时引进的民主议会制度是有问题的。

但我认为制度不是用来适应社会的，更应该引导社会发展

这个问题再扩大化一点，文化学术学说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是适应社会呢，还是该肩负引导社会的责任

这也是我全盘西化的一个预设，是该引导现有的社会，让不开化的开化，让开化的更开化，这是改革，会痛苦，会失败，而且对于当下没有立竿见影的利益；还是该设计一套符合当今社会现状的理论，让现有的民智啊道德水平在这套理论和制度下发挥最大化作用，得到现实最大利益。也许也不用设计，我们这个民族浑浑噩噩下总会找到当时最舒服的生存方式，但是未来就可能缺乏突发疫病的免疫力

张中行和南怀瑾

为什么把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放一起说？理由如下：
1、人生经历互相逆行。南怀瑾由江湖术士而上妄议学术，张中行由庙堂科班而下体恤人文。
2、名气和学问的对照。南怀瑾学问狗屁不通而爆得大名，张中行精通国学而淡泊名利。
3、人品高下直接对比。南怀瑾沽名钓誉，粉饰履历，贪财好色。张中行孤坐学堂，悲天悯人。

南怀瑾众所周知，是国术馆毕业的，好像是武术教练员的什么文凭，从这点就可知，他起头就是个卖把式的江湖混子，传统武术玄而又玄的说辞，他倒是借鉴了不少。也终其一生，对传统文化进行神秘化、高深化，他自己在《太极拳与道功》中写：“后来请王青风老师表演，那时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已经很深厚，所以他就特允了我的请求。一次他站在山头上，用手一指，数丈外对峰上的一棵老松即应手而倒。这时他的大弟子亦在旁边，这个人也是道士装束，我亦请他表演，但见他用鼻孔吼气，便看到他站立之处，周遭山土转即成尘飞扬。此二次表演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由此而相信中国武术，的确可练至甚高甚妙境界。”
我艹，手指隔空戳倒老松，鼻孔吹得尘土飞扬，南怀瑾不是老骗子就是智障。
之后南怀瑾凭着武术教练员的从业资格证，混到军校，继而参军（履历里说是抗日，其实就是到四川的一个戍垦小分队当个什么教师），之后就在四川混到了寺庙里（不知道是不是属于逃兵，按履历看，当时他是在职的军人，却搞什么拜师、闭关）。当时的四川是喇嘛教、佛教、道教都比较兴盛的，我看稍早期陈渠珍的那本《艽野尘梦》，里面就记录了四川极其庸俗愚昧的宗教状态，料想南怀瑾当时看到的，也跟《艽野尘梦》记录的差不多。我也没仔细看过南怀瑾那段历史，估计是拜了什么仁波切和道士为师，学到一点喇嘛教和道教的皮毛，再加上可能实际也修炼过一段日子，由此接触了宗教的那部分东西。但要注意，南怀瑾一辈子仅仅限于佛教、道教，他对于佛学、道家学说可以说一窍不通，他会讲怎么打坐、怎么打手印、怎么观想，却不知道佛学里的道道。这里打岔一下，佛学和佛教是两种概念，佛学研究的是理论知识，佛教是一种以佛学为噱头的组织形式（他们自己说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属于自己给自己贴金）。佛学相当于拨开佛教的仪轨、典籍的外壳，去探查它里面的内核，研究这个内核包含的哲学，而佛教，就侧重实践，怎么打坐、怎么观想、怎么念经、怎么做法事、怎么成佛、怎么渡人。。。佛学家是在学院里的，而佛教家，是在寺庙里的。我以前在少林寺给他们做碑拓整理，看见那时几个延字辈的小和尚学佛，捧着个《什么是佛教》类似的科普书在学习，我跟他们讲什么佛学，他们几乎不懂，他们的师父也不懂。再加上禅宗仪轨荒废已久，这几年才重新开始打禅七什么的，平时他们的修佛，也就看看佛教科普书，打打话头禅之类。。。等于说禅宗在十几二十年前，几乎要理论没理论，要实践没实践，压根就是一个武术杂耍马戏团。。。离题了。。。南怀瑾学佛，其实是学的佛教，他的涉及佛的书籍，基本等于佛教书籍，对于佛学的东西，要么是复述他人的，要么是自己胡喷的。。。再说南怀瑾的道。。。道家和道教，比佛学和佛教的距离根源，老庄之学与汉代以来的道教，几乎没什么关联，也就是把《老子》和《庄子》两本书，加上列御寇的《列子》，搞成《道德经》、《南华经》、《冲虚经》三本道教三经。（如果大家以后称读过老子庄子，就不要用《道德经》、《南华经》，这是庸俗的道教的称呼）另（古史辨派认为，老子最早不过战国，庄子很多篇幅是汉代的，列子纯粹是汉代作品，庸俗不堪）。。。南怀瑾就是以道教的思路去看老庄，结果读到他姥姥家去了，说一句错一句，不过还好，他自己也谦虚，把书名取成《庄子喃哗》，喃哗两字很妙很双关，扣住自己只是把庄子当道教的《南华真经》读，而且读完了只是喃喃自语、哗哗胡说（这是他自己说的原话，这种谦辞其实很狡诈，跟钱钟书很像，看起来是谦虚，说是管锥、喃哗，但到文盲读者那边，反倒成了高姿态，老子那么大学问还那么谦虚，啧啧。。。而有高手要开砸了，又一副小鹿般惴惴眼神：我说了我是管锥、喃哗嘛，恩公轻虐，恩公轻虐。。。进可攻退可守，你看我自己没说自己了不得，都是读者错爱，读者错爱，呵呵）。
可以说当时，南怀瑾由武术转向佛教、道教，跟他虚妄的性格有关系，跟钱钟书一样，属于表演性人格，有一就说百，有百就要显得自己还有万。而且南怀瑾的佛教，其实就是喇嘛教，只是他混的台湾，排斥喇嘛教（蒋经国就对喇嘛教深恶痛觉，是蒋经国先说出来喇嘛十个有九个有梅毒，私生活极其淫乱肮脏。而且以前我去台湾时，地铁口就刷着标语：爱惜生命，远离喇嘛教之类的。喇嘛教在台湾是极臭的，但南怀瑾的套路其实就是喇嘛教，那怎么办，就换个抬头喽，叫密宗。其实他丫的密宗跟汉传佛教的密宗有什么关系？双修灌顶什么的就是喇嘛教！南怀瑾同时睡着几十个女弟子，始乱终弃也不是一次两次，给个几十万美刀打发打发就ok了。
又离题了，反正南怀瑾号称的儒释道精通，其中的释和道，其实只是宗教层面的，跟学术挨不上边。而南怀瑾转身写的那本《论语别裁》，又是一本聊斋鬼话，这本书张中行也批过，诸位可以想象了，得多离谱才能让一个远离尘世的老学究都按捺不住。《论语别裁》别说出现在章黄学派里里外外全部训诂完毕的现当代了，就算出现在汉代、唐宋，那也是不能看的，别人解释论语，起码是在看懂的前提下，最多夹带私货，故意说孔子的意思是啥啥，可南怀瑾呢？压根就没看懂过论语，就开始给别人上课，写书了。这方面我不写了，大家看看张中行的那篇《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兼问出版垃圾著作的复旦大学出版社》。。。

再讲讲张中行吧。我之前对张中行是没什么了解的，直到看了他的那本《顺生论》。我打这三个字的时候心里就难受，《顺生论》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从古至今，唯一一本体恤中国百姓的书。历来高等学者层出不穷，但研究到高深处，都不知道为什么研究。顺生论把人生分成六十个问题，娓娓道来，写来是哲理，但读来尽是做一个中国人的心酸。诸位有空一定要把顺生论看一看，大学问家的悲悯啊，实在是伟大。
之后就是张中行的佛学根底了，实在太深，而且深不见底，我以前有个帖子说过，张中行是我看过所有佛学论述里，唯一把佛学看透而且讲平实的一个人。章太炎梁启超是广博而不专研，汤用彤是专研而不广博，但张中行却是广博中见专研，真是应了那句话，不读张中行，不知道他学问有多大，读了张中行，更不知道他学问有多大了。张中行是在就是年代稍微红过一阵子，估计是搭着国学的顺风车，把这个老头也挖了一下，没想到市场不接受，他的一些散文放在别人的国学大部头合辑里，显得不伦不类。。。启功就说张中行的“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云”。我最早见识到张中行的佛学功底的，就是他的散文，轻描淡写一段话，把我困惑了不知道几年的唯识宗涉及的几个问题讲的一清二楚。这点又跟齐名的未名三老之一的季羡林不一样，季羡林的散文和学术是脱钩的，他写散文就是散文，最多透一点点文化气息，而张中行的散文，就是散文化的学术论文，轻轻一句，就能拆碎了稀释成一篇论文或者专著。功力完全不一样的。再离题一下，张中行的训诂，也是章黄以外比较牛逼的人物，他有一本《文言与白话》能看出训诂功底。
张中行是正宗北大语言文学系毕业，跟南怀瑾这种流氓会武术的完全不同。一个是严肃学术，一个是野狐禅。那时我也想听听几个老师对南怀瑾的评价，稍微平和一点的人说，南怀瑾会去读书总是好的，虽然没读懂。而激烈的一点的，就一个骗子来称呼，都谈不上学术骗子，学术骗子还是混在学术圈（比如钱钟书），南怀瑾那种，是江湖骗子，和文怀沙一个路数。

再看看南怀瑾是怎么混起来的。
钻营工商界。从台湾起，南怀瑾就瞅准了客户定位，学院是不适合他的，基本上人文学科的本科生都可以秒杀南怀瑾，而普遍性学养低下又好附庸风雅的工商界人士，容易诈骗。最典型的徒弟就是李小琳，李小琳和南怀瑾是两个极品，互相验证对方的愚蠢。
而混工商界，不说一点企业管理的东西是不行的，于是就有了南怀瑾的各种用儒释道来讲企业管理、人生激励的那种讲座和书籍，文盲们趋之若鹜，诸多企业家都以奉南师为荣。我一点想不通，为什么有点钱的做企业的人都蠢的冒傻气，崇拜毛贼东，崇拜南怀瑾，手戴佛珠，言必称管理学，丫不就赶上那个年代稍微胆子大一点嘛。
再说说南怀瑾的学历，他说自己是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毕业，然后去了金陵大学。先看所谓的中央军校，那时不是叫中央军校，而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南迁的金陵大学一样，从南京搬到成都。而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压根没有所谓的政治研究班，当时陆官学校最牛逼的是高等教育班，这个南怀瑾不会把自己往那边凑，那个班都是精英，而且对学历要求严，南怀瑾一来进不去，二来事后说起，也没人信，因为那个班的名录从一期到二十三期都有。而陆官学校在高等教育班之外，还有宪警班这种不入流的警察保安培训班，学制大概是六到八个月，南怀瑾去的估计是这种，流氓会武术嘛。。。
再说金陵大学。大家不会误会，以为南怀瑾能考到当时很牛逼的南京大学前身的那个教会大学，当时南怀瑾去的所谓的金陵大学，只是迁到成都华西坝的一个分校，而且一点很奇怪，南怀瑾先去了武术培训班，又去到几个月的陆官学校的保安培训班，怎么可能就跳到金陵大学，而且是金陵大学的研究院？他丫有文凭没有？而且金陵大学46年就迁回南京了，南怀瑾在四川的几年，既要戍垦讲课，又要闭关学佛入藏求师，单单峨眉山就呆了三年，还能捎带手读了陆官学校和金陵大学，怎么想怎么不可能。跟文怀沙一样，骗子对于自己履历从来是喜欢造假粉饰的。
综上，南怀瑾就是一个江湖术士，胡侃生扒了一点儒释道的原典，混在工商文艺界，被一群白痴捧成国学大师的江湖骗子。

附：南怀瑾闹笑话摘编（方舟子 微博）

1、现在美国很流行《山海经》，最近在拼命地研究它。根据《山海经》的证明，我们的祖宗大禹治水到过美国，现在美国人在承认。如果研究《山海经》，我们老祖宗大禹治水不但到过美国，还到过欧洲，中东，红海，地中海一带。（南怀瑾《庄子讲记》）

2、中国文化还有许多理论科学，你要看了会笑死人，但是真是假还不知道，不要轻易笑。譬如，我们晓得台湾有鹿，它有些是鲨鱼化成的，鲨鱼到了年龄会跳上海来，在沙滩上打个滚，就跑到山里变成鹿了。你信不信？信不信由你，讲不讲由我。有一些东西的确会变的，苍蝇、蚊子是寄虫变来的，飞蛾是蠹虫变的。这是‘物化’的道理。我们人也是变来的，精虫变来的，对不对？（南怀瑾《庄子讲记》）

3、研究中国上古的科学物理思想，我们早就知道，由北极到了极点，一直再往北走，走到了头就是南极，南极走到了头就是北极，南极跟北极连着的，因为地球像个皮球一样是圆的。不过没有一个人敢去走，也许有人走到了，据说走到的人到地球中间去了，他永远不死，不回来了。但是真到了北极、南极那个地方，你回不来了，地心有一个吸风把你吸进去了，出不来了。据说地球内部很闹热的，还有个世界比我们还好，进去了以后永远长生不死，还不止活一万六千年。传说，中国甘肃我们老祖宗黄帝的坟后有一个洞，从那里可以到地球里面去，西藏高原里和四川以及陕西华山，也有可以达到地心去的这种洞。（南怀瑾《庄子讲记》）

4、后来请王青风老师表演，那时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已经很深厚，所以他就特允了我的请求。一次他站在山头上，用手一指，数丈外对峰上的一棵老松即应手而倒。这时他的大弟子亦在旁边，这个人也是道士装束，我亦请他表演，但见他用鼻孔吼气，便看到他站立之处，周遭山土转即成尘飞扬。此二次表演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由此而相信中国武术，的确可练至甚高甚妙境界。（南怀瑾《太极拳与道功》）

5、男人的精虫有青、黄、赤、白、黑五种，再加上酪色、酪浆色共七种。这个说法要去求证了，以我所晓得的，是有不同的颜色。譬如有些大哲学家、科学家，或者大英雄，他的精的颜色不同于一般。（南怀瑾《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

南怀瑾只要不开口，一开口就是幽默。。。那时南怀瑾over的时候，有人知道我学过国学，还跟我攀谈，哎，国学大师一个个都走了，我说，丫终于死了。。。弄的朋友错愕。。。

张中行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学术专著，其实类似他这样的不少，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商务印书馆的几个总编也是这种，学问快顶天了，但述而不作，再牛逼的学人，他们也有能力点评，功力都深不可测

但讲到悲悯，却是我们这个文化极其缺少的，读西方的人文社科类东西，基本都有人文关怀贯穿始终，更不要提几个牛逼的长篇小说作家了，像列夫托尔斯泰的悲悯心快爆棚了。。。而中文写作里，这种悲天悯人，关怀众生的东西极少，不知道是什么缺乏

张中行却是特例，对普通人，对芸芸众生，那种悲悯浓的化不开，能跟他比这点的，我还没见到过，只有鲁迅怜而起恨，倒是可以比一比，但终究是张中行这样温润着来，让人感动。

我的师承1

我是个nobody，学着王小波写我的师承，似乎不自量力，但最近写国学的事情，不由得想起以前的那些老师，凭记忆吧，想到哪位算哪位，全当不肖之徒的一份忏悔录。。。

本来打算想写钱穆，特别是关于他那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于是就回想起当年历史院副院长给我们上《汉书》的课。本来这就是一门小课，听的人就少，加上我一路打岔提问，把他的讲课引到官职这一专题去了，导致几节课下来，就剩了我一个学生，属于教室资源的浪费。校方也由此把我们撵到山阴的一处废弃的教室。这排教学楼民国就已存在，桌椅摆设什么的，古味十足，几把椅子上竟然依稀还有两片屁股磨出来的凹痕，可以想见上面陆续坐过多少学生。。。搬过去的第一节课，其实就是打扫，大致把灰尘杂物什么的往门外扒拉一下，有些废弃的东西，还能看出是日据时期的遗物，比如东洋的纸笔什么的，那时学校做过日本的华中司令部，这里估计就是日军办公场地之类的。

之后的一个学年，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上课，他在案台上讲，我趴在下面翻书摘笔记，讲到听不分明的地方，因为没有黑板的缘故，他就下来在我笔记本上写。古代官职最麻烦的就是有好几套系统，比如品和职之间的关系，就要用“行”或者“守”，以官阶低的人任较高职务的称“守某官”，以官阶高的人任较低职务的称“行某官”。本身各朝的官职系统本身已经够繁杂，负责的职务也不是简单的能用现在的国防部长、组织部长能套用的，这些东西只能通过口传心授，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书把官职系统给讲清楚过，只能碰到什么问题就问。如果单凭钱穆这样的讲，要么预估读者是高阶的，一不留神就讲深了，要么预估读者是初阶的，讲的太浅白。。。实在不易。。。我的老师就这么耗了一个学期，才让我初通历代官职。。。

当时最困难的，其实还不是学习，而是因为这间教室。由于是山阴，又久不启用，教室阴气甚重，入了冬，湿冷异常，穿两身棉袄还能冻进骨头，棉袄本身似乎也成了制冷设备。他在案台上哆哆嗦嗦讲课，我在下面蜷成一团听课。。。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打断了他：我跳几下，脚没知觉了。。。他默许，于是我离座在原地僵尸一样跳，他张巴着发紫的嘴唇带着颤音接着讲，最后他也开始蹦起来，鼻梁上的眼睛一颤一颤，时不时得去扶一把。。。于是，这门古代职官的课程，就在一师一徒行为艺术般的跳跃中完成。。。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了这个圈子，想有别的事业。同时也婉拒了这位教授刚申请下来的楚简研究中心的工作，现在还能回想起他当时失望的眼神。。。

去年我权当旅游，回到母校，在一排法桐遮日的路边，恰看到他伛偻着身板蹬着自行车，四目刚接，我慌忙避开，余光看到他下车，挺着眼镜回望我，但我终不敢认，愧对当年。。。等到他似以为认错人，再次驾上自行车而去时，我双眼已湿，竟扶起路边的法桐而抽泣呜咽。。。

谈谈目前国学圈的几个现状吧，算是扣题。

1、好高骛远。自从国学这个概念再次提出，一帮子人就以为自己是民国诸位国学大师神明附身，好像自己也牛逼了。不曾想，你们原本就是白痴的，难道就因为国学成为显学后，你们就不是白痴了？很奇怪的逻辑。
先说学生这个方面。那时我和几个人跑日语系去听课，我算是语言天赋比较好的了，两年考出了日本语二级，但也就看看东爱的水平，压根说不上对日语的研究，可一个同学，日语三级还差了四五十分，音韵学更是刚刚入门，但毕业论文拿出来是《东亚语言发展比较》，什么文言白话韩语日语朝鲜语，说的头头是道，乍一看鸿篇巨著，引经据典，什么字词文法比较也像模像样，那时谁吃得消去给这论文答辩啊，赶紧请北大社科院的小语种专家来，人家几个在宾馆里瞄了一眼论文，就丢垃圾桶里，第二天答辩会上把我那同学批的差点钻了狗洞。压根就是臆想出来的货色。学生的浮躁可见一斑，就一二两的水平，非要充胖子。
后来我给下面两届的同学做过论文答辩，题目都大的唬人，连钱穆都难以驾驭的宏大叙事，他们都敢写。什么中华文明啦，什么儒学啦，我心想，你们他妈的连四书集注都没看完，谁不知道谁底细啊。
学生如此，教师也是。那时有个文学院的家伙，毕业后在湖北下面的地级市做过一阵子公务员，后来又返校，不知道哪里搞来的副教授职称，看了几本书，觉得自己有一份对于中华文明的责任感，打算写一部中华文明史，跟我那时候说的好像是打算写四套，第一套讲先秦，分上下两部，叫《先秦文化的嬗变》。嬗变，多学术多高大上的称呼。后来改名叫《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还没出版时就拿来我读了，我本来就不看好这本书，因为这人我了解，没有学术基础，一直混迹官场，从来没什么学术成果，阅读和研究的范围一直是文学院的那套，哲学几乎不懂。他一搞就是这么宏大的命题，必定虚的很。一读，果然应验，煌煌两部垃圾，很少有几个字坐在实证上，什么老子孔子被他信手拈来，结论也一套一套的，但都是虚妄的梦话。
现在这个圈子，太多这样的人了，才华不够，功夫又不肯花，一开口一出手总是想对一个领域做个宏观叙述。其实用膝盖想想也知道了，你要写先秦思想文化，对诸子总要懂吧，对先秦史总要精通吧，你首先得是道墨名法各领域的专家，才能通过你对这些细分学说的思考做个总结，现在你看庄子还要借着白话读本来看，扯什么先秦文化？你连商周历史都不清不楚的，扯什么嬗变？
钱钟书有句话挺不错的，年轻人总把爱好当做才华。我瞄了一遍那时候几大高校的年轻学者，脑子清楚的没有几个，跟西哲的人比起来，狗屁也不是了。这些人很容易被自己感动，认为社会上都是蝇营狗苟，像他们能去学习研究国学的，绝对是思想境界无比高深的。这批国学从业者，跟中医粉有一拼，热爱国故，甚至有自我洗脑的倾向，但论及做学问，没什么合格的。

2、不搞学问搞关系。这圈子里有几个人，真的是扎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的，像《故训汇纂》的那批编著者，下的都是死功夫，把所有的字词在所有文献里的训诂结果都甄别集结，堪称古代汉语最宏伟最详尽的一本词典。以前学者要考证一个字词，全凭个人阅读量，通过以前阅读的古文里这个字词是什么含义，来旁证现在面前的这个字词。但《故训汇纂》这本现成的词典，把所能收集的古代文献几乎没有遗漏的做了汇编，你现在对这个字词有疑惑，直接查找《故训汇纂》，这个字词在之前所有的文献里做什么解释全部罗列在你面前，你要做的仅仅是取你需要的，这对于没有经过系统训诂学训练的学者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好事。但就这本《故训汇纂》，消耗了整整一个古籍所两三辈学人的精力，这批学人也许才华上不及章黄，但下的苦工却没辱没前辈。
与这批人相对的，就是一大伙道貌岸然的家伙。他们的学术生涯是流水线上的，大致这样，先混毕业，然后凭脸熟或者本身就有的本校生指标考个本校的硕士，接着就是给导师打工了，导师接来什么项目，他们去完成，署导师的名，赚点小钱两年后硕士毕业留校，从讲师开始，一边凑课时，一边买杂志的版面费发些不咸不淡东拉西扯的论文，能达到硬性指标了，就混个副教授的名头，常年只上一门专业课，五年前和今年的讲课录音高度一致，一招鲜吃遍天。如果人缘够好，能到教授的位置，那就算抄上了，先拿点钱搞投资，去拉关系，什么教育部社科院的基金啦项目啦去用饭局搞来，搞来之后给底下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做，做完了去买几张发票报账，在成果汇报会前，抓紧再次疏通关系，顺利验收通过后，那就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收入了，几乎除了拉关系投资的那点钱，没有任何成本。我就给一个现在是泰斗级的教授买过四个笔记本电脑的发票冲账，这些东西看得太多了。不要小瞧社科类，很细碎的一个问题都能做成一个课题，成为一个项目。比如国家有东北亚经济发展的战略了，学术圈就应景一样要搞什么学术峰会，论证东北亚长期以来经济是密切合作的，那行，你们根据这个方向报课题吧，然后有个清史的教授就报个清代中俄边境贸易的课题，其实有啥课题啊，就这点史料，挖掘了罗列了就行，最后体现一下自古中俄友好的中心思想就ok了，要我写，泡图书馆一两天就完工的活，但国家能批个五十万，因为中国这个国家，政府有很多不该有的性冲动，这就导致了那批学术败类吸吮这些脓汁而不亦乐乎。问题出来了，我有这个能力写这篇论文，那我能不能拿这五十万？想得美，这有门槛的，首先你要有硬性指标，你得是副教授以上，哪怕你的论文都是花钱买了版面登的。其次你要有关系，没关系凭什么给你？那好了，这批人常年混成了一个圈子，上游申报课题，中游兜售，下游承接，你一个外人真难混进去，你要有师门，你一报名号，是xx教授带出来的博士，是xx院长的女婿，那人家才放心，你塞的钱人家才敢收。这个行当周边产业也发达，比如国内各大高校附近一直有卖发票的，就是这条产业链的补充。
我当初核计了一下这个营生，如果我耐得住恶心，而且能搞来一笔钱铺底，35岁前混到副教授没问题，这时已经能承接市级省级的项目了，一年三五个，20万的收入，然后拿这笔钱做二次投资，争取40岁出点头混到教授博导，国家级项目能作为参与人，年收入会在百万，如果我能额外在学校的政工系统打好关系，兼职一个二级学院的领导职位，津贴加工资加小金库分红，也能在百万上下，那合计有两百万一年，有了这笔收入，活动起来就很自如了，什么副院长院长甚至副校长都可以期待一下的。211大学的校长可是副部级，调到地级市做个市委书记或者提拔到中央做个官员，那也很多例子。。。好了，不做梦了，我不是没耐住恶心嘛。。。
可能有人会说了，我他妈心理阴暗，大学里的院长教授难道都是这么来的吗？难道就没真学问吗？我回答一下，学问肯定是有的，但要做到这种学问，不是很难的事情，你智商可以，有点学术眼光，多看几本书，在当下做学问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个圈子就这么点大，有权对你学问做评判的就那么几个，你搞定他们不就行了嘛，社科类的东西，哪有什么实验指标，我说孔子是吃屎长大的，你也不能证伪不是？我这个观点有社科院有北大有本校的十个不到的专家做背书，那孔子还真他妈是吃屎长大的，那就叫定论了。
现在逛书店，一不留神就看到以前的同学或者学弟出版的图书，装帧精美，标题依然宏大，但我翻都不想去翻，你丫大学里什么德行我不是不知道，毕业后看的书做的思考也许还没我多，你丫出版这种东西，也就蒙蒙外行人了。。。

先笼统说到这吧，以后再拆碎了讲讲个体的人，个体的事。。。

鲁迅与国学1

    前面讲了一大堆章黄学人，说实话，这批人学问大则大，但脾气都臭、又近乎尖酸，似乎章太炎在授课时，也无形灌输了他自己的狂狷性格。在这点看，章太炎灌输给其他弟子倒还罢了只是在学术圈子里闹腾，灌输给鲁迅，却引爆了鲁迅本身就几乎接近自燃点的火药桶。有的人评价章太炎鲁迅是革命家，我看有点高估，他们的革命只是副产品，只是狂狷的性格和健硕的笔力正好找到了一个攻击对象而已，换言之，如果当时不是处在革命时期，他们的性格和精力，也迟早要在别的领域引爆，鲁迅就是个极好的例子，屠龙之余的间歇，看见路边的几只野狗也要去劈两刀发泄发泄多余的力气。。。也亏了他们身在北洋民国，要是在wenge，他们就是猖狂攻击社会主义的那类人。。。那个恶俗的假设说：鲁迅要是活过了1949，会是什么下场，我看很简单，肯定是逃到台湾香港去了，早早改籍日本也不是不可能，鲁迅是战士不假，但鲁迅也不是愣子。。。

开讲鲁迅的国学。。。
从鲁迅小时候讲起吧。鲁迅是典型的仕绅家族，只是落魄了点，但总还是诗书传家，农家不曾有的石刻十三经注疏（以前浙江古籍出版社出过一套，当时我买来才130块钱）、前四史、文史通义，还有《经策统纂》这种八股教材，其实就是标准的秀才冲刺、举人速成、名师教你考高分、100天过乡试这类的应试套餐，鲁迅小时候看的就是这几本书，加上大路货的休闲读物三国水浒，在他这个年龄段，这些书几乎是仕绅家庭必备书目，就跟我们初中高中看过的教科书一样，实则没什么了不起，要知道同时代的那些牛人的小时候，已经把诸子、佛道都看完了。。。这也是家庭条件的限制，怪不得鲁迅，说是仕绅，毕竟只是普通的仕绅，甚至还落魄了，跟高邮王家、无锡钱家这类祖传学问世家比起来，离正规学术培训太远。。。鲁迅的国学底子其实是打的很弱的，基本属于一般旧学家庭的中下游水平。而后期鲁迅的反对旧学，估计也有那时候读枯燥的八股培训教材落下的阴影。。。市面上很多人给鲁迅贴金，说鲁迅小时候私塾里或者私底下看遍了古书，有很深的国学根基，我看都是胡扯，从鲁迅著述反应出来，十三经注疏，鲁迅能把其中的四书看完了就不错了。
在讲鲁迅青年时代之前，我还要提一下鲁迅的奶奶，这个鲁迅只是在《狗.鼠.猫》这篇里面轻描淡写一下，但值得重视。鲁迅对国学的兴趣，与其说是四书五经，不如说是他奶奶给他小时候讲的许仙白蛇这类民间故事，他后来不看正史看野史笔记，应该跟那时候有关系，我们看他的故事新编，我估计挺多是出于他奶奶的口传，加之鲁迅附会上去的那种尼采狂人的精神。。。其实想来，很多人对于国故的认知，都是出于民间故事或者草棚板子的戏剧，像猫主席，有的啥狗屁历史学问，他在中青年时期形成的畸形的中国历史观、恶毒的政治斗争学，全都是草棚班子的蟒袍戏文里学的，到了老年，才装模作样搞了一本黄侃批注的十三经来充充门面，我强烈怀疑他压根是看不懂的。
另外和钱钟书一样，鲁迅如果说对国学还算是有研究，仅限于文艺这个范畴，鲁迅对魏晋六朝的研究应该是精深的，但也是由他推崇的陶渊明导到六朝文，再导到魏晋六朝诸多文人，再导到魏晋历史。然后由六朝文开始一点佛学的了解（佛经初入中原，就是用比较精彩的六朝散文笔调翻译的，鲁迅一度很爱读六朝佛经）。他这一路数，跟前面说的钱穆（由诸子系年到诸子学说到中国思想史，由《墨子宴诂》到训诂学）、汤一介（由魏晋玄学到佛学到经学，到思想史）一样，从一个兴趣点发散到一个比较宏大的科目。 但鲁迅和钱钟书不一样的是，鲁迅要么不学，学起来还是扎实的，一步步走，从文艺也走通了正规文史哲学术的路子，虽然仅限于魏晋六朝，但钱钟书却在胡同里走晕菜了，一辈子没摸到过正规国学研究的门。。。说这么多，其实是在说童年鲁迅喜欢陶渊明诗文，也是鲁迅以后由陶渊明触类旁通到正规国学研究路子的一个缘起，一个楔子。

鲁迅与国学2

前面讲了鲁迅青少年时期的几个关于国学的特征：1、接触过国学原典，并可能心生厌恶反感。2、国学研究的根基其实不好，也没非常好的天赋。3、更喜欢故事性的历史，而非正史。4、偏爱文艺类的典籍，尤其喜欢陶渊明。

接下去按照这个条例说说鲁迅后期的国学方面的学习研究以及成就。
1、在鲁迅博物馆，现在还能看到鲁迅的藏书，国学方面的书非常偏门，按现在话讲，都是非主流作家的古典文献，但这些书虽然偏门，倒也不是什么孤本，还是市面上比较容易获得的，我估计鲁迅买书应该是随性的，在不看主流古籍的大前提下，瞅到什么就买什么看什么，这导致鲁迅的阅读门类非常杂，经常天一脚地一脚，看鲁迅校辑的古籍，哪哪都不挨着，这里的野史抄一段，那里的笔记抄一段，完全不是正经学术家的路数，就说鲁迅费力最深的六朝文学方面的吧，在现在科班出身的研究者看来，也是野狐禅一样的搞法，但这个也有好处，正规科班的，是在主流研究肯定的一些古籍中发明专研，但鲁迅，却从不曾进入主流视角的冷门古籍中获取了新的涵养。鲁迅虽然在主流的儒学国学上的根基不甚牢固，但他的偏门阅读，也还是让他在某些领域有了独树一帜的东西。比如最早小说是属于休闲逸志的东西，平常的学问家不会去研究小说，等到鲁迅写出中国小说史略后，中国小说（特别是尚未有小说之实的唐传奇这类）变成显学，成为了大学里非常红火的研究领域。而这时候，鲁迅的叛逆心理又上来了，开始写中国矿产志这种更加冷僻的题材。如果鲁迅活的够久，我毫不怀疑他会写中国马桶史、两宋婚丧制度这种更让人掉下巴的。
2、鲁迅国学根基不好，但在日本上了章太炎的课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章太炎几个学生的回忆录里看出，当时章太炎讲小学，笔记摘录最勤奋的就是鲁迅，这些笔记还在鲁迅博物馆里。鲁迅在章太炎讲习所，可以说是脱胎换骨，虽不曾像黄侃刘师培他们一样专职从事文字音韵训诂，但扎实的根基在这时打下了，相当于在法国厨师学校拿到蓝带，虽然没去做专业厨子，但偶尔烧几盘，还是极其有水准的。鲁迅当年在厦大就开过声韵文字训诂专书研究，从尔雅说文到段玉裁到章太炎，不可谓不精，但没人学，课也没开成。从鲁迅日记和书信里也可以看出，他打算写中国文字变迁史这类的专著，无奈over的太早。如果鲁迅真有这种正规的学术著作傍身，现在扣给他的国学大师的帽子，勉强还能戴一下，否则，单凭汉文学史纲要这种辑录性质的专著，实在配不起。
3、鲁迅与其说对国学有研究，不如说对国学里的故事有研究，鲁迅对故事极其偏爱，朝花夕拾故事新编，都是从民间故事或者野史笔记里选取的，比如他著名的“吃人”说，就是《谈荟》《鸡肋编》这种陈寅恪王国维八辈子都不会去看的东西里翻腾出来的，鸡肋编我也找来看了一下，里面全是农民起义军（就是流寇）杀了人之后，把人肉做成肉脯，当做行军干粮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记录。所以说鲁迅的阅读偏好很要命，读什么样的书，就容易被什么样的视角俘获，最后可不就剩下满页的吃人了嘛。如果鲁迅能阅读一点主流读物，那观点也不至于这么偏激，至少会中允一点。可以说鲁迅走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越排斥主流，越喜欢故事性、野史性的东西，然后越读这些故事性野史性的东西，越反感主流古籍里那些道貌岸然，越喜欢野史里的“人性的真、历史的残酷”（这点与鲁迅喜欢赫胥黎以及之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互相可以验证的，鲁迅推崇狂人强人，认为社会和历史是残暴无情的，中国只有进化才能生存，否则只有淘汰。鲁迅有些许的纳粹思想，只是研究者不说而已。在他的《忽然想到》里说的那样：“我们目下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进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宋百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视角，不夸张的说是5000年空前绝后的一个人，为什么说空前呢？他跟叛逆狂魔李贽不同，李贽的反礼教总归有孔孟-程朱-陆王这一路的逻辑下来，终归属于儒学里面的偏门，但鲁迅则是跳出传统杀红眼的。李贽属于党内的右倾，鲁迅则是党外的大右派。鲁迅的年代环境让他有条件成为儒学话语权外，靠反儒学也能生存的第一个人。为什么说绝后呢？还是时代的原因，我们的时代早已不是儒学的内核，能看古籍的已少，现在还在研究古籍的，大多是学院体制内人，以国学为口粮，必然为国学鼓吹。而看鲁迅这种偏门古籍的，特别是看这种看完之后容易反国学的，几乎不会再有。用鲁迅自己话说：“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说明鸦片的弊害，大概吸过鸦片者最深知，最为痛切的一般”。
然后顺着之前的那段再离题一下。有人说最理解中国的有两个人，一个鲁，一个毛，我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为什么是这样的？现在我想通了，他们之所以了解中国，倒不是因为学富五车，看遍了二十五史，恰恰是因为他们没看！他们看的是什么？是戏文、是故事、是野史。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文化的寓居之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故事和戏文，不单单是纯粹的历史，而是附加了普通老百姓对于历史的认知，这是有底层文化代码的东西，老百姓爱看的，说明这是接地气的，这是经过实践认证符合中国底层人民审美和价值判断的东西！所以看戏、读野史，并不仅仅获得了历史经验，而更多的是了解体悟了日用而不知的那种文化，这才是真正的精髓。鲁和毛可以说阴差阳错触碰到了当时中国文明和文化的最内核的东西，虽然他们可能还不自觉，但被熏陶出来的气质，却能形成条件反射式的处世之道。余英时在毛的百年寿诞有一篇文章：《毛x泽x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就有一个观点提的非常好，毛的最大的最不可替代的能力，就是在底层社会、边缘社会混的如鱼得水。我一直在想毛的这种能力哪里来的，现在很明白了，就是从看戏里来的，间接的被戏文里体现的底层社会、边缘社会的价值观给感化了，再把这一套用在自己的目的上，自然如鱼得水。
4、鲁迅对六朝文学的研究贡献有目共睹，对陶渊明、阮籍、嵇康的研究都属于一流，单这个领域，放到现在，配得起给任何一个大学开六朝文学史课程。这个也不细讲了，有兴趣的诸位再读读那篇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极其精彩的一篇博文，如果说要选一篇机智、轻松、视角独特、学养扎实的掌故散文，非这篇莫属。鲁迅的这篇取名方式，也影响了一大批知识性散文，一度有几百篇的散文都是以《巴尔扎克、自由主义与妓女》、《孤独·永夜·宽粉·孕妇·行星》这类想堆砌掌故显示博学风趣的装逼文章，看了不禁胃头反酸。

研究鲁迅的文字应该有几百亿字了吧，其实都没什么好看的，就连陈丹青写鲁迅，也只是写一个他认为的鲁迅，只是一个侧面，或者一个陈丹青能认知的侧面。我这里写鲁迅与国学，更是写鲁迅的一个小手指头。在我的认知里，鲁迅没什么大的了不起，起码在国学方面是称不上大师的，鲁迅的伟大与局限，还是囿于时代与自己的个性。
最后说一句鲁迅偷看他弟媳洗澡的那段公案，以我对鲁迅以及周作人的理解，鲁迅肯定是偷看了羽太信子了，这个没什么好为尊者讳的，鲁迅干的出这种事情。

 辜鸿铭的学贯中西

辜鸿铭，其实离国学的距离，比钱钟书更远。但这两人倒是很有可比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清末到民国，中国突然涌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牛人，但这批人都是极其可疑的，为什么这么说？那我慢慢道来。
首先，民国出大家，这是大家都认可的，但这有时代的特性，比如当代大学学科各领域的开山鼻祖都出在清末民国，这个非常好解释，因为当时西学正式东渐，而且不管是留洋也好、用西方学术方法也好、潜移默化被西哲思潮带动也好，总归用了新的一套思维、新的一套眼光在做学问，而这种思维和眼光，是中国西化过程中的一环，现在我们中国的各领域的成就，只要追溯，总能追溯到这批清末民国的大师身上。不是说他们的成就一起步就成了各领域的巅峰，后期无法逾越，而是他们开拓了一个领域，竖立了一个标杆，他们把各领域从零带到八十，而后期的学者，最多把八十带到九十、九十五，就学科带动的跨度和提升度而言，后期很难超越那批人。所以当时出大家，是没问题的。
其次，民国出学贯中西的大牛，却基本是个伪命题。看看钱钟书、辜鸿铭、季羡林他们，动不动号称精通N国外语，用郭德纲的话说，跟八国联军对着骂街，不带重样的。事实真如此吗？前几年我看到有很无聊的人做了一个统计，英语 德语 法语 汉语 日语 梵语 俄语 希腊语 拉丁语这些主流的被抬出来的外语，先不说精通吧，把等同英语四级规模的常用词词汇量记熟，一天背三十个单词，需要一百年才能背完，前提还是前面背的后面不能忘，而且全年无休，坚持一百年。有人说了，拉丁语系，背一个语种，其他会融会贯通的，那好，语法怎么办？而且当时钱钟书他们号称的，不仅仅是口语，而是西文文学，要知道莎士比亚歌德他们，是中古语法，不亚于我们学文言，以我的英文水准，十四行诗是看不出味道来的，更别说写了，我也学过一阵德文，出去展会了能打着手势交流一下，但看歌德，就跟天书一样。这个@恶魔的老狼，你来现身说法一下。辜鸿铭的父亲是泉州人，去了南洋给英国人布朗看管橡胶园，娶了葡萄牙老婆，以这个家庭背景看，预估辜鸿铭会闽南话、英语、葡语，后来被布朗带去英国，又留学德国。从这以后，辜鸿铭的简历就可以当一个牛皮剧本看了，什么哲学文学神学十三个学科的博士学位，什么拉丁文希腊文法文都精通了，一会被这个西哲大牛赞叹，一会用xx语演讲让洋人倾慕，一会用xx语跟谁舌战，一会又是写的哪本书被指定为大学必读书目。我反正是一概不信，这几乎都是辜鸿铭后期从政的贴金之语，要知道辜鸿铭生于1857年，在1880年就回马来准备接替他父亲接着看管橡胶园了。23周岁啊，你要是信了，你就是没上个大学的。这些学贯中西的民国人士，几乎是同一个类型，大致都是这个路数，包括钱钟书，他就在牛津只混了两年，哪里来的副博士文凭？我看学士学位都玄，更别提学贯中西了，一个数学只能考十来分的人，本身的逻辑思维甚至智商是很成问题的，我就不信他们这类人，在英国德国的大学能混的好？想起我一个老师当时给那些韩国非洲交流生的评语了，基本是褒义词，你想人家语言不通，大老远跑中国来听你的什么狗屁左传、文选，每节课都坚持在最后一排老老实实趴着睡觉，不捣乱不折腾，逢年过节还送个泡菜牛肉干，你好意思在人家的评语里写“我对你没什么印象”吗？可不得写“学识优良、专研精进”这类话？那翻译过去，还不是得牛逼顶天了？钱钟书不用提了，前面一直在损他，现在辜鸿铭是主题，单讲辜鸿铭。那时我们读原典，史记是用日语上的，诗经是用英语（十四行诗的调调），论语恰好选用了辜鸿铭的翻译版本，先不说他夹带私货错误百出了，我看语法都不甚完美，跟正宗的西方汉学家的英文笔法高下立判。所以说辜鸿铭一会跟伊藤博文对侃日语，一会跟托尔斯泰俄语书信，我是不信的。辜鸿铭的语言方面尚且如此，说他精通西哲、西方文学，我更加不信。他一度蔑称胡适不会希腊文德文就不配称懂西哲，可他自己也没什么书写出来显得他懂，他夹带在论语大学翻译中的引用语句，也是大路的不能再大陆的西哲谚语，钱钟书也经常这么干，他们与其成为学贯中西，不如成为学贯中西机灵话，什么话俏皮带点睿智，他们就熟记而伺机而用，大致是这个路数。
下面说说为什么辜鸿铭会这么干，以及当时以及现在的人为什么会信了？
首先，当时的中国，处在国家和民族层面的躁郁症症候里，什么是躁郁症？就是一会觉得自己自卑的连个狗屁都不是，自怨自艾，觉得自己纯粹是社会的渣子，死了了当。然后一会觉得自己牛逼的不行，地球缺了我就转不动了，我才是宇宙的拯救者，其他人一边玩去。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症候，原因还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一下子面对西方文明、现代文明，不知所措，反应失调。前文有朋友说了，当时西方文明就像个江洋大盗，冲到我们屋子，我们就把锅碗瓢盆拖鞋避孕套全招呼上去了，名之为国学，国学这个东西的成因就是这个。然后说回来，在当时中国在躁的时候就需要有几个学贯中西的人物，把他们塑造成精通西学，然后再由他们口中说出国学才牛逼，这样才显示出国学的正义性和可信性。而处在郁的阶段时，鲁迅就登场了，越骂的中国人一无是处，越是受欢迎。其实现在的中国现在还有这种国家民族层面的双向人格障碍，躁郁轮替，一会国学大师登场，一会柏杨的酱缸论红火，一会右右的唱衰中国，一会五毛的宇宙真理，一会中医养生的神迹，一会中国大妈的鄙夷。
再次就说内因。其实这批人有很明显的表演性人格，零会说成一，一会说成百，别人的抬举吹捧受用不尽，从来不会否认子虚乌有的传说和头衔。辜鸿铭以及钱钟书，从著述到为人处世，无不是表演性人格的生动诠释。我们这么去看好了，越是江湖流传轶事多的，越是体现其人浮躁的一面。他们的轶事比现在的段子手精心编排的还要精彩，而且刚好是普通老百姓刚好能脑子转一转之后能理解的上限的那种机智和幽默，但在搞学术的看来，不值一哂。拿辜鸿铭来讲，比如洋人说你们的油灯太暗了，辜鸿铭就说，中国人心亮，油灯暗点也够了，你们洋人才需要注重外在的东西。瞧瞧，这是多么值得文汇报、读者杂志大书特书的段子？多么契合躁郁症患者的心理诉求！伊藤博文说，论语两千年了，不适合中国的现在了，辜鸿铭说，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两千年后，三三还是九，不会是八，真理是普适滴。。。我对这种段子有点麻木，用流行的话讲，吐槽无力啊。辜鸿铭留学时，是短发的，到了中国，别人剃发，他却反而留辫子，这就是行为艺术，有人在分析辜鸿铭的忠君保皇什么的，我认为不用分析，这只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他自己就只是要显得跟别人不一样，而已。我觉得辜鸿铭的心理年龄，一直只是停留在20岁，青春期的反叛贯彻他的一生，故作怪诞之行、怪诞之论，博眼球。再离题一会儿，我发现那些名人，前期牛逼的，后期就不行，甚至为人处世都越混越不济，是有原因的。成名太早。比如辜鸿铭，30岁不到就出名了，而且在西方，出了几个政治人物，就属他名气大，西方甚至认为辜鸿铭代表着中国学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思想界的顶级水准。这就出问题了，当一个人二十几岁就博得大名，随之获得金钱和权力（虽然只是张之洞的外文秘书，最多只是外交部侍郎），那他潜意识就觉得当下或者曾经的二十几岁时具备的能力和处事方法，是绝对真理，绝对够用了，正是这二十几岁时具备的能力和处事方法才给他带来这一切，那他轻易不会动摇或者改进。但人总是发展的，一个人总以二十几岁的心智去面对后面的人和事，怎么能不出问题？这也是一些国内外演艺、体育明星一些悲剧的根源，本来他们受教育程度就非常低。
最后说说辜鸿铭的出口转内销。辜鸿铭到底有什么本事？辜鸿铭从小就是南洋长大，青春期留学欧洲，压根没接触过国学，也不知道是他主动瞅准了市场切入点，还是真糊涂到认为国学牛逼（从这点，我更加否定他的西学底子，如果他能看懂康德，绝不会服膺与什么论语中庸大学，这是思辨的硬邦邦的高低差异）。反正他是不遗余力的推崇国学，认为国学才是世界的未来，西方世界开始礼崩乐坏了，该中国文明闪亮登场了。这种调调，在西方各阶段都有市场，远的说就是马可波罗，近的说就是嬉皮士运动、后现代主义思潮，每每当西方的文艺青年觉得自己每天吃泡面找不到工作了，就认为是社会问题，而社会为什么出问题，西方文艺青年一出溜就归结到西方文明出问题了，而这时候，辜鸿铭这种产品，就有了细分化市场，就像现在西方还有傻文青在推崇禅宗瑜伽什么的，自己半懂不懂的，加之有点神秘的东方文化，就这么被趋之若鹜了，赶巧，辜鸿铭还会英文。。。另外说一句，当时这种状况，泰戈尔要负主要责任，泰戈尔实在太牛，牛到西方会误认为辜鸿铭是中国的泰戈尔，牛到钱钟书内心里想要做中国的泰戈尔，然则，根本是比不了的。
辜鸿铭掰扯开了，可以说很多，不过也没多大意思，因为他是国学圈子外的人，没有学术著作，没有带出一个学生，没有自己的学术创见，只是那个时代的吉祥物一般的存在，是一个被内外因催动的一个哄抬国学、贬斥西学的产物。辜鸿铭在大学，正经的课程是没有的，自己贴金的说法是嬉笑怒骂中见博学，其实就是瞎扯淡啦，他跟真正在做学问的那些人，是没有交集的，说不到一起去。学生也只是当做一场戏看而已。辜鸿铭无意间的一个举动我觉得挺合适，他一度跟梅兰芳在比票价，要自己的讲座门票贵过梅兰芳，我认为辜鸿铭的定位，被他自己找准了。

赤色国学

在开篇就讲过，新中国的国学兴起有三阶段。
首先是文史哲专业的学界，属于民国国学大家的遗老遗少或者徒子徒孙沉渣泛起，破了两个凡是之后，在学院内部就氛围宽松了一点，可以宣讲史记论语，并且不必生搬硬套马列史观和哲学了，在这一阶段，基本属于文化断续性质，把wenge所断的研究和师承又接续了上去，很多未去台湾的学人又得以重新光明正大的回归正常的教学研究，比如我经常拜访的华师的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说文解字约注》、《广文字蒙求》、《郑学丛着》、《清人笔记条辨》这些重要的文献学、小学著作，在wenge时都是偷偷写的，wenge之后，这些书先通过《文史哲》杂志发表叙目或者个别章节，再单独出版。这一时期有非常多的基础性、专业性的研究成果得以发表，如果忽略wenge，这一阶段基本是无缝对接清末民国的学术沿革。这一阶段是最纯粹的国学热，可能也谈不上热，只是衔接了国学的正常体温。

其次是编辑、新闻文化界。这一阶段有了明显的社会性，开始批发国学大师名号，国学这个词，从专业学界，普及到广义的文化界。比如喜欢读围城的小编辑，得知还有管锥编这种玩意；接触了一点民国掌故的有点文化意识的人，开始得知王国维沉湖、季羡林牛棚这类事迹。并且有不怀好意的以古非今的一批人，借民国大师的wenge境遇，对当权者做一点娇嗔的控诉。这一阶段，国学脱离了象牙塔，开始现诸杂志报端，但

公众对国学的印象停留在甲骨文、管锥编、罗摩衍那这些看看字面就要跪地的阶段。真拿起论语、老子来读的普通人非常少，国学对于普通人，像是西方在中世纪之后反倒在伊斯兰文明中找到希腊哲学原典一样，陌生、敬畏。这一阶段的原动力属于右派知识分子，很简单，要反左派，就拿左派打倒的玩意，左派不是刨了孔老二的坟嘛，咱就竖起老二恶心左派。

最后的阶段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现如今，国学的全民狂欢。这一篇主要讲这一阶段。

有几大原因：
1、国学的神秘化导致国学万能化。你们不是不懂国学嘛，不是没看过论语嘛，不是看不懂老子嘛，我这就跟你们这些土老板、小推销员讲：论语里有治国之道，半部论语就治天下了，管理你一个乡镇企业还不毛毛雨。。。老子讲无为你懂不懂，你要这么跟客户推销，巴拉巴拉巴拉。。。国学可以定向发掘出营养学、管理学、金融学、生殖医学、量子力学等等，只要你够胆子，你可以从国学开发出互联网思维，用孙子兵法指导一次众酬也是分分钟的事儿。至于心灵鸡汤、励志鸡血，孔子老子王阳明曾国藩几乎成了奶牛，谁都能上去挤一把。国学的万能化等同于国学的庸俗化，南怀瑾以及各类企业文化培训讲师就是个典型。

2、国学的历史适用性导致国学的正确性。国学已经证明了中国五千年（如果新石器也算的化）的强盛，必然再次证明中国会崛起。国学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但这两点，只是接受端的原因，原动力的发生端却不是。
其实国学热的原动力看这一阶段的起始时间就知道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改开的起始。从那时起到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主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有的，别人没有的，那不就是国学嘛。所谓中国特色，阴差阳错的由于统治阶级的一个不甘、不敢彻底改革的借口，被褒义化、被正义化。国学也藉由中国特色，被政治化，被正义化。想想也明白，这个核心主题的提出，本质上是个扭捏的姿态，想西化、资本化，但有沉重的历史和理论包袱，而gczy的实质上的破产，就导致了核心思想的真空，国学这个因为神秘化而万能化、因为历史适用性而正确性的理论，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群众是傻‘B）。而惯于愚弄群众的统治阶级，也乐得见到这个结果。
国学这个肿瘤，趁着中国特色这个口号，又开始在中国的肌体上蔓延。这个和个体非常相似，如果一个人原本因为信仰鸡血健身而把蛋白粉、鱼肝油批的狗屁不如，那这个人在鸡血疗法破产后，断不会改吃蛋白粉鱼肝油，因为这会直接论证了自己当年的傻‘B，那怎么办，好办，吃草药呗，中医啊，博大精深啊！以前没西医的时候祖宗就靠啃着草根活过来的啊！
如果看清这一点，知道国学原来只是中国特色这个政治口号的一个填充物，一个充气娃娃，那再看待国学热就能看明白了。喜欢国学可以，但跟一个充气娃娃睡出了感情，睡出了高潮，那就傻’B了。中国太多这类傻’B，不自觉的崇尚国学，盲目而愚钝。这个国学，是带着政权颜色的国学，是赤色国学。
以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特色这个词曾经是改革的曲线救国，但如今却成了深度改革的掣肘。国学也同样如此，在wenge之后的文化真空阶段，起到了一点文化普及作用以及向善之心，但这不是真正的文化，不是我们这个族群真正走向富强的道路。只有撇开中国特色、撇开国学，承认普世文化，承认西方文明，才能有真正的前途。

余英时—最后一个国学大师

当代在世的学者，单论传统文化领域里的文史哲，有许多值得敬佩和仰望，各个二级三级学科里，站到学史顶峰上的也有几个，比如历史地理的葛剑雄、思想文化史的葛兆光等等，也有饶宗颐这样的全科泰斗级人物，一般都认为饶宗颐和余英时是现在仅存的国学大师，饶宗颐的治学跨度惊人，涉及甲骨、金石、书画、先秦史、经学、敦煌学、目录学，我还看过一本饶宗颐编的供春壶的考据书籍，但如果仔细读过他们的书，有点评判能力，饶宗颐还是差余英时一个比较明显的级别，饶宗颐治学切入点还是在金石书画器物上，有点由考古收藏拓开到史学价值考量的意思，精专而不透彻宏大，我看过他许多专著，不尊重的讲，大多数水准只是在目前博士硕士甚至本科论文的层次，只能说明他触及到了这个层面，也有自己的想法了，但对于学科成长没什么帮助，类似硕士论文大多数情况只证明这个硕士生达到了能授予学位的那个学力，而不会有什么学科带动作用。现实情况也如此，目前院校的授课和各论文引用，极少有饶宗颐著作的出现。就像辜鸿铭、钱钟书名气很大，但如果你上一辈子国学方面的课、研究一辈子国学，从来不会有一个导师、也从来不会在一篇经史、诸子方面的论文专著的引用中发现钱钟书、辜鸿铭这号人。倒是闻一多、郭沫若这样我们认为三线的学者，所开拓的一点一滴仍旧是当今楚辞学、先秦史学的根基。但饶宗颐和辜鸿铭钱钟书还是不一样的，饶宗颐还是真的精专他的领域，只不过和我前文说的一样，他仅仅证明了他是各领域非常优秀的毕业生。当然，放在现在的时代环境，饶宗颐类似拿遍了所有文史哲二级学科的硕士学位证书，放在交流、知乎，自己开个博客、微信号什么的，那就不是大牛，而是巨牛、变态牛了。

饶宗颐就一段带过了，重点讲讲余英时。讲余英时又要拿个人对比着讲一下比较直观，就是严耕望。严耕望和余英时同是钱穆的高徒，而钱穆其实偏爱严耕望的，最欣赏的也是严耕望。其实这个非常好理解，严耕望治学秉承了钱穆的勤奋和踏实，所做的各种考据工作很有钱穆前期诸子考证、史记地名考证的遗风，所擅长的政治制度研究也是秉承钱穆未尽事业–两汉职官。而余英时却是不甘于这些考据，而把目光放在文化史这种宏观的课题上，这也是钱穆的课题（诸子思想、宋明儒学思想、还有更宏大的中国思想史）。当然，余英时的考据能力不输严耕望，从他行文中可以看出他的考据能力。可以说严耕望继承了钱穆的考据和政治制度研究，余英时继承了钱穆的文化史。但问题出来了，严耕望的考据没有价值观的问题，扎实了就好，填补一个空白就是一个进步，自然讨钱穆喜欢。而余英时治的文化史，却天然带有价值判定。就像严耕望是工业品加工的，严谨细致勤奋就行了，时间花下去，带一点天赋，做出来的东西的精密程度就能被全人类赞叹，而余英时是搞艺术品设计的，你单单做的精致做还不行，必须有你自己的审美倾向的东西在里面，那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类人惊叹美轮美奂，一类人嗤之以鼻。

以前有一章论述钱穆，钱穆治中国文化史，同样有他的价值观在里面，他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在民族危亡时刻，有这个倾向非常容易理解。看钱穆的书，我总感觉钱穆在严肃的行文中总喜欢跳将出来，不顾画风和谐就撒开膀子来一段咏叹调，赞美咱们祖宗的文化是多博大，赞美祖宗的制度是多合理，并且还对西方制度、文化做一番批判，顺带嘲笑一下他那个年代的幼幼是多天真多无知。而余英时生于1930年，开始正经受业，抗战已然胜利，他没有钱穆当时的悲怆感，而是用冰冷的眼睛看着中国的文化，比较着中国文化到底落后在什么地方。1950年他20岁，开始在钱穆创办的香港新亚学院上课，在他这个价值观开始形成的年纪，背后的大陆经历着集权时代的暴戾，世界范围上也面临着美苏争霸的阴影，余英时这时审视传统文化，就自然会被这两种因素影响，去思考他这个年代都会思考的东西，比如什么导致了集权，什么导致了黑暗，比如个体的人的价值是什么，比如民族、国家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所以说，论述一个人物，时代背景是必须被考虑进去的。在这个背景下，余英时在不断的思考和不断的与西方交流的过程中，开发出了让钱穆比较不能接受的东西—-真正的自由主义。

余英时的专著很多了，但去年开始在大陆被全线查禁，原因有的人还不知道，后面我会说到。看余英时的书，感觉与所有的民国以来的国学大师非常不同，也许99%的书面上的东西都是一脉相承，但一股精神气却是独有的。前面一段说余英时是自由主义，加了一个真正，其实就是为了区别民国时期的思潮。自由主义简单来说，就是追求个人或群体解放的立场和态度，从西方文明看，成长历程是这样的：资本主义要发展，需要大量的自由人，而文艺复兴以前，人是被农业和宗教给绑定的，而要解脱出这些人，让这些人自由参与到资本主义发展中来，就必须要有一种契合的学说或者价值观给予背书或者撑腰，让这个思潮变为一代人追求的价值观。放在社会发展背景下，这个解脱的过程就是农业上从佃户松绑成自由人，宗教上把神格降格，人格上升。这点不展开了，太多专著可以看。而中国在民国时期，也是这么个慢慢解脱的过程，梁启超、章太炎他们把经学从精神宪法降格成纯学术文本，徒子徒孙们把儒学从宗教层面转变成可以质疑、可以修订、可以重赋意义的学说，把中国人从经学和道学的束缚中松绑，精神上开始剥离儒学的限制。

但这种剥离是不彻底的，仍旧是个启蒙。而且由于儒学的强大惯性，保守主义为了求生存，不得不与民主和科学妥协，有时貌似自由主义，如新托马斯主义，在中国就畸形的成长出新儒学。像牟宗三、熊十力他们，其实根子上还有德国大陆哲学的那种先验的精神的力量。而余英时却是在全新的自由主义道路上狂飙，所以说新儒学总喜欢拉余英时贴金，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人家跟你们玩的是一路吗？余英时一会被新儒学推崇，强大的学识让新儒学蝼蚁们艳羡不已，打不败你就拉你入伙，管你愿不愿意，但一会又被新儒学鞭挞，你瞧你的价值观，还有点人伦礼教没有，还知道祖宗立法没有？你对汉奸周作人是什么态度？

余英时获得克鲁奇奖和唐奖，那是名至实归，确实不管从学识上还是从价值观上，全面彻底碾压所有目前的国学从业者。

关于余英时的观点，我最后文直接引用他的一篇很浅白的文章，足够说明他的价值观以及理智清醒的头脑。

其实余英时是个专职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只是他的道场开在老旧的传统文化国学上，他对国学的研究，都是为了一次回顾，回顾我们的近现代和当下是怎么被传统所影响，并且像普罗修斯一样，盗取西方火种以期望照亮这片土地。

推荐余英时的几本书：

《方以智晚节考》以方以智的晚年经历考察整个传统文化，一点窥豹，即可欣赏余英时的考据功力，又可看看传统文化中个体的人的精神状态。
《士与中国文化》他的代表作了，思想深度超越了民国一代，到达的水准，目前还是巅峰。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科普文，适合大众看，有启发性。
《人文·民主·思想》这几年刚出的书，探讨的比较前沿，与西方目前的讨论水平同步，这在中国，极其少见。
《重振独立自主的人格》写的也很浅白，但写的太急，不如他慢慢论述中国文化史或者单个方以智、朱熹、戴震、章学诚时附带一下见解。
《国学与中国人文》国学科普书里价值观最正的，喜欢国学的如果只读一本书，那就读这本。因为余英时不仅在科普国学，更在消解国学，这正是我喜欢的，嘿嘿。

有条件的可以买一整套他的文集以作珍藏，因为，他也许是空前绝后的一个国学大师了。等到余英时之后，再想找出一个既对国学深知，又有正确的三观的，可能就剩我秃子了，但众所周知，我不玩国学了

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    余英时

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今天有普遍高涨的趋势。大陆，海外以至在台湾的中国人中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为民族主义所激动。这里透露出来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二民」–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即民主）–竟然彼此闹起矛盾来了。      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为什麽今天忽然高涨起来了呢？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是当前世界大潮流的一部分。目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体制崩溃以后，世界的划分又全面地回到了以民族为单位的老方式。除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冲突由来已久之外，试看俄国对车臣的用武、波斯尼亚的内战，也无一不是民族主义激化的结果。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尼亚的一分为二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这是受民主体制之惠。在过去东欧的共产国家中，捷克本来便具有最深厚的民主传统，因此才能靠理性解决民族的问题。一九九三年杭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之所以震动一时，便是因为他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冷战后世界新潮流的本质；他所谓「文明的冲突」，分析到最后，便是民族的冲突。      但是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又有其现阶段的新特色，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便受尽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灾难，对於一个向来以「天朝」自居的民族，这已是深入骨髓的奇耻大辱，甲午之战中国败在西化不久的日本手里，割地赔款，这更是耻辱中的耻辱。所以一八九五年以后，民族主义在中国进入了第一次的高潮。从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中国是以一个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的身份，用民族主义为精神的武装以抵抗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在这一阶段发挥了伟大的正面功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中国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已摆脱了「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罗斯福早在一九四二年元旦便正式欢迎中国为「四强」（美、苏、英、中）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国又成为联合国的四大创始会员国之一（法国还是后来加入的）。在中国由弱转强的现阶段，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忽然又普遍地滋长了起来，还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文化心理的现象。      我要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性质上与旧民族主义根本不同，因为它已从自卫转变为攻击；它的攻击对象主要便是美国，因为美国今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唯一象徵。要了解这一转变，我们要简单地交代一下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在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发现了西方的优点，於是开始了一个长期师法西方的运动。从魏源「师事之长技」开始，师法的内容不断扩大，师法的对象也屡经改变，详情这里不必说了，一言以蔽之，是学来学去，总是学不到家，挫折感因之与日俱增，五四时代的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这大致可以代表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师法西方的主要内容。但八十年代，大陆上思想稍稍松动的期间，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於西方的向往仍然是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举此一端，我们便不难想像中国人百年来因师法西方经历了多少内心的挫折和失望。中国过去是一个文明大国，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优越感。西方政治学家也注意到中国人在潜意识中至今还不能接受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事实。不可否认地，中国人师法西方确不是心甘情愿的认输，而是以此为手段，以达到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甚至越而过之的境地。孙中山的「迎头赶上」和毛泽东的「超英赶美」都流露出这一强烈的心理。

但是由於长期师法西方劳而无功，积累了大量的挫折感，中国人早已滋长了一种憎恨西方的心理。这与被打败的耻辱感及报复心理不是同一事，但二者互相加强。这种憎恨是从羡慕转化而来的，却仍然保留了羡慕的成分。我们可以称之为「羡憎交织」的情结。这大约相当於尼采所首先创用的「ｒｅ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一词。今天专家研究民族主义在西方各大国的成长过程便特别重视「羡憎交织」这一心理因素。例如俄国自十八世纪初即羡慕英、法，全力西化。但此后一两个世纪的不断挫折终於转「羡」为「恨」，最后则归宗於马克思主义。分析起来，这里有三层原因：第一是俄国西化虽一再受挫，其民族认同却仍在西方，而马克思主义则恰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了英、法所代表的西方，满足了俄国人的憎恨情绪，第三，马克思主义号称代表著更完美的西方未来，这又满足了他们羡慕西方的心理。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以「反西方的西方主义」（ａｎｔｉ-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ｓｍ）这一特殊性质而为俄国人所接受的。      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则代表另一典型。德国人在文化上曾承认法国和英国是先进的模范，它的启蒙运动便是从法国移植过来的。但十九世纪初德国在建立其民族–国家的认同时，它的政治文化却远落在英、法之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当时都认为现代先进的政治文化包括三个要素：理性、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他们不但以此自傲，并且公然以此讥笑德国人的不长进。      这种讥刺对於德国人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比拿破仑的征服德国还要深刻。因此德国人对於英、法所代表的西方也由羡转憎，但是德国人与俄国人不同，他们不再向外面寻求现代化的模式，而是从本土文化的内部建立自己特有的民族认同，此即个人完全服从国家，民族的集体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便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最后结晶。      我引俄、德之例说明「羡憎交织」的历史作用，并不是节外生枝，而恰恰是为了澄清现阶段中民族主义的新取向。今天从中国大陆上出发的民族主义清楚地显示出：中国人「羡憎交织」情绪的发泄方式正在从俄国型转向德国型。今天不少中国人的心中对於西方–美国是其最主要的象徵–确激荡著一股难以遏阻的「羡恨交织」的情绪。这种情绪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如果西方无可奈何，那便更证明今天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这样的人在大陆上最多，但海外以至台湾也随处可见。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著紧张和不安。孙中山最初提出三民主义的设想时，他确实相信这两个现代价值是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是互相支援的。他在辛亥革命前所向往的现代中国是以英、法、美为模式的西方型的民族–国家。他所倡导的革命当时也只有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可资师范。所以他曾一再表示，三民主义是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相通的，英、法、美三国的现代民族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虽各有特色，但大致都承认民族、国家是自由人的集合体，个人的公民自由和人权是第一义的；民族－国家虽拥有完整的主权，但主权的最后根据在人民的同意，而一人一票的选举则是表达民意的唯一方式。因此西方型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基本上是一致的，决无冲突可言。当然，在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受到威胁时（如美国宪法所谓「明显的、眼前的危险」），公民的个人自由可以受到某些限制，但这也是事先已取得全体公民的同意的。      这一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化虽起源於西方，晚清以来却早已为中国人所认同。当时国粹学
派中人还引经据典，说明「民主」在古代中国早已出现。从五四时代到今天，中国人又屡次信誓旦旦，表明自己有最坚定的决心为民主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不但如此，放眼今天的世界，连以前最敌视西方民主的俄国和德国也都不得不改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他们的政府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即以理性的、文明的方式终止「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以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人权，不但在理论上已为一切现代民族所普遍接受，在实践上也推广到几乎每一个现代大国了。      百馀年来在西方侵略下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途程中，中国人一直面对著双重的认同危机。第一、个人的认同，即什麽才是现代的中国人？第二、民族的认同，即中国怎样才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第一个问题方面，从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一致强调「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语）。因此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不但早已为中国人所接受，并且还在五四以后的历次民主高潮中获得肯定。中国人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从来便有不愿受过多约束的倾向。孙中山说中国社会像「一盘散沙」，梁启超也说中国传统伦理的特色是「私德居其九，而公德不及其一」，都是指此而言。所以，在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中国人拥抱民主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人权等价值都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实现。      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中国人自清末到今天，却始终没有取得共识。最早的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取自英、法、美所代表的西方；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模式立刻在中国流行了起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三、四十年代，德国式民族主（或国家主义）也曾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如上面所分析，今天中国人「羡憎交结」的民族情绪又开始在新的历史阶段寻求德国式的发泄，而且明显地促自卫转向进攻。但是由於缺乏共识，又经过了反传统思想的洗礼，「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麽样的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还是种族名词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说，马上便会引出无穷的争辩。      总结地说，现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愿意独立自主，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个人的层面上，中国人对於民主的认同至少已取得最低限度的共识。在集体的层面上，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依然处於分歧和模糊的状态，但民族的情绪却不断上升。依照孙中山的最初构想，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今天竟出现了裂痕，这是当前最值得冷静思考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