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潘汉年案见证人胡均鹤的尴尬人生
[摘要]1955年，毛泽东做出逮捕潘汉年的决定时，此事的当事人汪、李两人早已死去，参加会见的汪精卫秘书陈春圃也已死了，唯一活着的胡均鹤正关在狱中，成了仅有的一个见证人。
1933年3月，由于负责党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的先后叛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正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
两个月前的一个夜晚，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二十六岁的博古已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实际上，在此之前，整个党中央的机关都已陆陆续续地搬迁到了江西瑞金。博古在上海签发的最后一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
就在这份文件中，中央以极大的愤怒痛斥了这些中共历史上的大叛徒。可是谁也不曾想到，文件中提到的一个人却悄然活着，始终游走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一直到六十年以后才寿终正寝，走完了他极为尴尬的人生旅途。他叫胡均鹤……
上海被捕后叛变中共
1907年夏天，胡均鹤出生于江苏与上海之间的江南小镇甪直。胡均鹤是在苏州长大的，他从小便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替大户人家当佣人挣钱糊口。他的叔叔见他聪明伶俐，便出钱帮助他念完了小学。胡均鹤从十四岁开始，就到上海的一家小酱油店去当学徒，以后还曾到卖旧衣服的小店里当过店员，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
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刘华在沪西办了所工友俱乐部，胡均鹤时常到俱乐部里去活动，与刘华成了好朋友。1925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在刘华的影响下，胡均鹤积极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也就在这一年，他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李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青年胡均鹤。
胡均鹤出身贫苦，又有点文化，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上升得很快。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担任团中央的组织部长，1928年还作为少共国际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见到了斯大林。回国以后，他先在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过一阵子，很快又到白区团中央局担任团中央书记。这是一个很高的职务，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博古便是在这个位子上跨前一步成为中共最高负责人的。
1930年，胡均鹤还以共青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林彪的堂哥林育南筹备主持的，中央和各苏区都有代表参加。会址设在凤阳路（当时叫白克路）后的一幢大楼里。中共特科秘密地租下了整幢大楼。著名革命家李一氓坐镇机关，还从四川调来了一个叫李一超的青年女子当他妹妹作掩护。李一超就是后来的抗联女烈士赵一曼。李一氓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胡均鹤：身材修长，口才很好，很得大家的好感。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6月，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第三天就被枪杀；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第二年秋天，胡均鹤在上海被捕。关于他的被捕有两种说法，都很离奇。一种说法是1932年夏天，他在江西苏区带了一箱子红军从打土豪中夺得的金银珠宝到上海来开展工作。他在上海住进了百乐门旅馆，同时通过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黄慕兰，与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接上了关系。一天晚上，潘汉年来到了胡均鹤的旅馆，从他手中取走了箱子。潘汉年走后不久，租界巡捕就冲了进来，将胡均鹤带走了……
另一种说法是胡均鹤的妻子、东北著名抗战英雄赵尚志的妹妹赵尚芸提供的：
1932年春天，刚刚加入共青团的赵尚芸从东北到上海参加团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当时胡均鹤已在上海担任团中央书记。赵尚芸虽然是东北人，却长得非常文静秀气，胡均鹤是训练班的负责人，他们俩朝夕相处，渐渐地产生了感情……
赵尚芸初到上海，人地生疏，语言也不甚相通，她靠胡均鹤的帮助，在上海租了亭子间。胡均鹤化名陈炳文住在机关里，看机关的便是胡均鹤的母亲，对外称作佣人，胡均鹤有时也到亭子间里来，但极少过夜。
1932年11月或12月的一个夜晚，胡均鹤在机关里起草文件，他写得很晚，也许是工作太劳累的缘故，写着写着便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几个巡捕已站在他的跟前。胡均鹤心里暗暗叫苦，他声称自己是替人看房子的。为首的巡捕冷笑一声，也不与他多说什么，就将他带走了。胡均鹤的母亲没有文化，但也晓得儿子在从事一些什么事情，想方设法将机关已经出事的暗号摆了出去。第二天上午，时任中央委员的胡大海来到此地，看见了暗号，但见四下平静，还是走了进去，结果一起落入敌手。几天以后，上海的报纸便刊出消息，说是“逮捕了共党魁首胡大海、陈炳文”。国民党中统特务陈蔚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写道：中统上海区在破获了共青团中央机关后，逮捕了胡大海、陈庆斋、胡均鹤、姜子云、袁炳辉等人，还缴获了一只保险箱。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又名马绍武）自以为是搞到了什么重要文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它搬回自己家中派人砸开，不料里面只有几张发票。
赵尚芸当时已有身孕，她见胡均鹤几天没到她的亭子间里来，便由正在上海唱戏的姐姐帮忙，匆匆忙忙搬了个地方隐蔽了起来。笔者多年前在采访赵尚芸时，提到胡均鹤从江西苏区带了一箱子黄金到上海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一事。赵尚芸回答说，她也曾听到胡均鹤提到过这件事，不过那是在1932年以前的事。两种说法，笔者以为赵尚芸的说法较为可信。
胡均鹤在狱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刑拷打，但未能奏效。他想到过自杀，但在严密看管下未获成功。顾顺章向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建议：对此类死硬派的共产党分子，拷打用刑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攻心为上……徐恩曾深以为然，他令史济美另想办法。一天中午，史济美踏进关押胡均鹤的单人牢房，拿了几本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共产党刊物，放到胡均鹤跟前，说你还在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但共产党早已把你视为叛徒把你开除了。胡均鹤将信将疑，翻开一看，果真如此。史济美见胡均鹤有点动心了，又说：你老婆快要生孩子了，你总不见得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吧！胡均鹤左思右想，长叹一声，终于落水。
苏成德拉胡均鹤投靠汪伪政权
1933年春节前，胡均鹤从狱中出来，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赵尚芸。此刻赵尚芸刚刚生了个儿子，她一见到胡均鹤便百般埋怨，胡均鹤似乎也有点后悔，说是要随赵到东北去，隐姓埋名，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以取得党的谅解。话虽是这么讲，人却带着赵尚芸到了南京。这件事以后，胡均鹤始终对他的妻子怀有内疚，赵尚芸有一些东北老乡找上门来，有些人还是从事革命活动的。胡均鹤明知他们的身份，但也从不为难他们，还拿出一些钱款送给他们。
胡均鹤叛变后，先后担任国民党中统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和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的主任。陈蔚如在回忆录中，几次提到史济美曾带着胡均鹤等人到上海活动的情况。他们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破坏性很大。党组织痛下决心，将严惩叛徒。正巧，已经叛变革命成为中统特务的丁默邨、李士群与史济美发生了矛盾。于是由丁默邨策划，李士群出面暗中联络了中共特科红队，伺机下手。1933年7月的一个夜晚，史济美带着几个朋友从外面嫖娼喝酒归来，在新闸路斯文里弄口突遭暗杀。一时叛徒特务闻风丧胆，谁也不敢轻易到上海滩来，胡均鹤这才将他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北方。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胡均鹤正在北平，他带着妻儿匆匆赶到天津，准备取海路奔上海，不料一到天津，又获悉上海已爆发战争，于是便将妻儿留在天津，只身奔赴内地。
1938年，胡均鹤被国民党中统委派为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区长为老牌特务徐兆麟。这时上海已沦为孤岛，胡均鹤只身赴沪，又将已在香港定居的赵尚芸接到上海，在跑狗场（今文化广场）附近法租界的僻静处租了一套公寓，住了下来。
当时上海的情况非常复杂，是一个国际情报活动的中心。国民党中统、军统在上海都有非常庞大的特务网，中共情报人员在上海也非常活跃，此外，世界各国在上海都有谍报人员在活动。1939年3月，以丁默邨、李士群为代表的汪伪特工总部挂牌成立，他们以日本侵略军为后台，很快便占了上风。
丁默邨（左）与李士群。
1939年9月17日，当时与胡均鹤同样担任苏沪区副区长的大特务苏成德来到胡均鹤家，说是要请胡均鹤外出吃饭，胡均鹤欣然应诺，谁晓得这一走便一夜未归。直到第二天中午，胡均鹤才回到家里，他吞吞吐吐，先是讲看戏去了，接着又说在饭店里搓麻将，最后对妻子说了声“我对不起你”，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原来苏成德已经投靠了日伪，作为见面礼，他将整个苏沪区组织和盘托出，仅剩下区长徐兆麟和会计蔡均千两人。那天吃饭在座的都是苏沪区的人，在苏成德的软硬兼施之下，胡均鹤也答应落水。苏成德之所以将他放回家来，是要他诱骗徐兆麟，因为在整个苏沪区的特工系统中只有一个人知道徐兆麟的地址，但胡均鹤恰恰隐瞒了这一点，只是说徐兆麟隔天要和他通一次电话。苏成德希望他在电话中稳住徐兆麟，然后将他诱骗出来……
胡均鹤待在家里，不一会儿徐兆麟果然打电话来了，电话是赵尚芸接的。徐兆麟在电话中对赵尚芸讲：“告诉老胡，苏成德出问题了……”赵尚芸望了下胡均鹤，回答说：“老胡也被苏成德请去吃饭了……”对方犹豫了一下，回答说：“知道了。”随即挂断了电话。
苏成德的叛变使中统在沦陷区最大的特工组织苏沪区全部瓦解，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徐恩曾对他恨之入骨，尽管苏成德以后屡屡向国民党当局施媚眼、献情报，但抗战胜利后还是被判处了死刑。而胡均鹤因为没有供出徐兆麟而保住了性命，抗战胜利后只被判处十年徒刑，这自然是后话了……
胡均鹤落水后，与丁默邨、李士群同为共产党的叛徒，又同是中统熟人，很快就受到重用。他先被汪伪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同时还兼任由李士群担任社长的“海社”的书记，从事破坏学生运动的活动。
胡均鹤安排李士群与潘汉年联系往来
1939年秋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当时在上海的情报工作非常复杂，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一个人还具有两重甚至多重身份；尤其是落水当了汉奸的，或是天良未泯，或是为了给自己留有后路，可以同时为多种政治力量服务。胡均鹤是汪伪对付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最高头目，但又在为中统服务。陈蔚如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其后胡均鹤与江苏省调统室取得联系，有报告到重庆，中统局确认胡均鹤为‘地下工作人员’，指示其继续留在南京。胡均鹤时有报告反映日伪情况，有卷存档……”
1939年秋天，李士群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为了保密起见，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绣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中央及社会部的同意，和廖承志随即决定派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了联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与李士群在李士群愚园路的家里碰头。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与中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日本人都有联系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个便是胡均鹤。
这一次碰头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以后每一次往来，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在李家又一次会面。李士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除了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外，还让胡均鹤拿了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给潘汉年，说是潘可以随时支取。潘汉年再三婉拒没有成功，只得接受下来，可事实上一次也没有动用过。
9月，中共中央电示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及王尧山等，考虑是否撤退到苏北去。刘晓建议是否可以利用李士群的关系，另外开辟一条更为便捷安全的交通线。这样，潘汉年通过胡均鹤又一次在李家会见了李士群。潘汉年对李士群讲：我准备带几个助手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你是否可以提供帮助？李士群一口答应，并当即拍板由胡均鹤负责安排护送。同时，两人还商定等潘汉年回到苏北以后，双方通过电台继续保持联系，为此胡均鹤还专门编了一本密码给潘汉年。
胡均鹤回到家里，向赵尚芸提到了这件事，赵尚芸急了，她连连发问：“老胡，你有没有把握？”胡均鹤淡淡一笑回答说：“镇江站的刘毅是我的好朋友，我让他亲自出面将他们送过长江。”
11月，潘汉年、刘晓、王尧山以及刘、王两人的夫人赵先、张本一行共五人，乘坐京沪特快二等车厢离开上海，行至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的站长刘毅（又名徐汉光）已在车站等候，下车后，潘汉年一行即住进了金山饭店。王尧山颇为紧张，他对赵先讲：“这个人（指胡）是中央通报过的大叛徒。”潘汉年听到了，回答说：“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落水做了汉奸，明知没有丝毫前途，因而想为我们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潘汉年的这一番话，使刘晓、王尧山等稍稍有点释怀。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行又由刘毅护送坐机帆船渡过长江到达仪征，在仪征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夜。天蒙蒙亮，刘毅就将潘汉年等人唤醒了，他穿着便衣，雇了几个挑夫挑着行李，一鼓作气走了十多里路。在一个小山头刘毅停了下来，他指着前面的村落讲：“再过去就是罗炳辉将军的驻地了。”潘汉年握了握刘毅的手回答说：“谢谢你，谢谢胡先生和李先生，咱们后会有期。”
潘汉年没向上级请示会见汪精卫
1943年4月，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要潘汉年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经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再次经过镇江抵达上海。
饶漱石
胡均鹤热情接待了潘汉年，潘汉年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陪同潘汉年到南京李家，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据当时也在南京工作的大名鼎鼎的“神秘牧师”董健吾以后回忆：他在旅馆里还碰到过潘汉年，双方都“大吃一惊”！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鹤陪同，来到旅馆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是潘汉年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他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面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
这次会见时间并不长，据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揭露：汪精卫与潘汉年握了下手，坐下后汪精卫讲：“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取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潘汉年回答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是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告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议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解救中国。”
会面结束后，潘汉年依然由胡均鹤陪同回到上海，他还应李士群的邀请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陪同的还是胡均鹤。胡均鹤向都甲介绍说：“这位胡先生（潘汉年当时化名胡越明）是影佐将军的好朋友，是专门在江南江北做买卖的。”潘汉年以一个买卖人的身份，介绍了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歉疚之心，胡均鹤旁敲侧击，配合潘汉年从都甲口中掏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几天以后，潘汉年决定返回淮南根据地，离沪前，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了一面。这是潘汉年最后一次与李士群会面。两人闲聊几句未作深谈，便匆匆告别。以后胡均鹤两次派刘毅渡过长江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送过一些情报和新四军急需的药品。同年，潘汉年的交通员何荦往返上海、苏南也与胡均鹤和刘毅有过接触，但随着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本宪兵头目冈村毒死之后，这一联系也就彻底中断了。
1943年4月，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向饶漱石汇报了有关日军近期不会举行大扫荡的情报，但对和汪精卫见面一事，只字未提。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形式大于内容，虽然谈话过程很短，谈话中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汪精卫毕竟是和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碰了面，无论如何是一个大的政治事件。对于这么重要的事件，不向上级汇报，终于酿成了大祸。
潘汉年案的唯一见证人
1955年，毛泽东做出逮捕潘汉年的决定时，此事的当事人汪、李两人早已死去，参加会见的汪精卫秘书陈春圃也已死了，唯一活着的胡均鹤正关在狱中，成了仅有的一个见证人。
李士群死了以后，汪伪撤销了“特工总部”，另成立“政治保卫局”，由原军统特务头子万里浪和胡均鹤分任正、副局长。以后，“政治保卫局”又分设了专门管辖上海地区的第一局、专门管辖南京地区的第二局，胡均鹤兼任第二局局长。
抗战胜利后，胡均鹤被国民党当局判处十年徒刑，关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审讯的关键时刻徐兆麟替他说了好话。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了给共产党增添麻烦，将在狱中关押的罪犯统统放了出来。赵尚芸将胡均鹤先送到上海小住几天，随即回到了苏州老家。
在狱中，胡均鹤就已经细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对共产党并不陌生，不少共产党要员曾经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但他是共产党通报过的大叛徒，做过汉奸，共产党是否会饶恕他？他苦思冥想，又想到了潘汉年。
在从南京到上海的途中，胡均鹤在无锡碰到了刘毅，此刻刘毅也正无所事事闲赋在家，于是两人商定由刘毅到香港去找潘汉年。虽然胡均鹤经济十分困难，但还是拿出了几十块银元，给刘毅当路费。赵尚芸还从手上褪下了一枚金戒指给刘毅作盘缠。刘毅没有辜负胡均鹤和赵尚芸的嘱托，在香港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要他们到丹阳去找饶漱石、杨帆，同时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饶漱石和杨帆。
3月，胡均鹤在苏州碰到了他的另一位部下孙洵，孙洵也向胡表示了要寻找人民解放军的愿望。于是胡均鹤又写了一封信托孙洵到丹阳去寻找潘汉年。他不晓得潘汉年并不在丹阳，这封信辗转多人送到了潘汉年的手里，潘汉年同样带口信给孙洵，要他自己和胡均鹤到丹阳来找解放军。1949年4月，就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胡均鹤鼓足勇气来到丹阳，参加了解放军。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胡均鹤在苏州还曾碰到过准备待苏州解放后潜伏下来的中统特务苏麟国，胡均鹤一到丹阳，苏州刚巧解放，苏麟国便成了胡献给解放军的见面礼。
潘汉年、杨帆敢于起用胡均鹤这样的人物，除了潘汉年曾两次向中央社会局报告并获得他们的同意外，饶漱石显然也是知晓的。饶漱石与胡均鹤在二三十年代共过事，但此时两人身份已大相径庭，为了表示对弃暗投明者的鼓励，同时“不忘故人”，饶漱石还故意安排了这么一出戏：他让杨帆找胡均鹤谈话，然后装着自己路过此处，“碰巧”与胡均鹤见上了一面……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平时也身着军装，时常在公安局露脸。此事经饶漱石批准，陈毅和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胡均鹤解放后确实是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工作。他主动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指中统和军统——笔者注）人员表”，供公安部门在肃反时参考使用。他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协助抓获了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还提供线索，破获了国民党特务潜伏的电台上百部。
但是，对于如何使用胡均鹤这样的人物，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51年，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帆就为此作了检查，不久又停职检查，同时免去了胡均鹤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规定他脱下军装。胡均鹤回到家里心存疑惑地对赵尚芸讲：“看来共产党不相信我了。”赵尚芸回答说：“不会吧？你的历史，你所做过的一切，潘汉年都是知道的。你要经受得起考验！”
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没料到，他一到北京就被扣押起来，一关就是二十八年。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出席全国党代会期间突然被捕，主要罪状有二：一是抗战期间背着党与汪精卫勾结；二是解放后掩护了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1944年底，国民党特务根据汪伪透露的情报曾向外揭露，说延安曾派李富春到武汉与日伪勾结，华中局曾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汪精卫密谈“国共合作”的事。毛泽东指示有关方面找潘汉年核查，潘汉年没有交代，失去了一个机会。1945年潘汉年到延安出席中共七大，毛泽东曾单独找潘汉年谈话，了解他在对敌工作中的情况。毛泽东甚至问潘，为什么大家都称他叫小开，但据尹骐在《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称：潘碍于知识分子莫名其妙的面子，又没有向毛泽东交代，再次失去了一个机会。就在毛泽东接见潘汉年后不久，1945年2月23日，由毛泽东批发，刘少奇、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发给了饶漱石，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汉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 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张云：《潘汉年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1页）
全国解放以后，潘汉年在上海担任常务副市长。1955年3月15日，他和陈毅、柯庆施等六人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共代表大会。4月1日，毛泽东借“高饶事件”再次号召中央高级干部向党交代自己未曾交代过的历史问题。潘汉年、胡均鹤均已去世，笔者无法采访；以后胡均鹤释放回家，但已老年痴呆，但大胆推理一下，依照胡均鹤的经历与性格，作为唯一一个还活着见证“潘汪会面”的证人，一定会向有关方面交代得清清楚楚。潘汉年心里是明白这一点的。自从胡均鹤被抓以后，潘汉年一直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于是4月2日，他将自己这一段经历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陈毅。陈毅自觉事大，连夜将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人前去宾馆逮捕潘汉年，并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以后潘汉年案审查了两年多，一切都已水落石出，尤其是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更是调查得清清楚楚，但潘汉年还是一直被关押。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以及1962年1月30日在中央七千人会议上作报告时，都提到了潘汉年，说“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于是先判十五年，后加判无期徒刑。
潘汉年的两大罪状都与胡均鹤有关。殊途同归，这样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历史人物，却在同一座监狱里度着各自的余生。
潘汉年夫妇。
1982年，潘汉年的冤案终获平反，可他和夫人董慧却早已长眠在九泉之下！此刻胡均鹤仍在囹圄之中。他还翘首以待着潘汉年来替他作证，将他拯救出去。1983年胡均鹤走出监狱，他是因年迈体衰而保外就医的。胡均鹤的儿子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经过审理，终于替他平反，肯定了他为人民所做过的一切。胡均鹤作为离休干部（因为他是1949年4月反正参军的，而且参军后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一直到1993年3月病逝。
胡均鹤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一生又是怎样一种思想在支配着他？人们不得而知。他留给世界的只是一条尴尬而又曲折的人生轨迹。（文/吴基民）
（本文系提交由上海大学历史系主办、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承办的“情报战与近代中国学术会议”之文章。）
二，因“核心机密”而顶包入狱的高干
本文选自原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群众出版社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向新四军提出谈判。为此新四军向延安中共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和日军接触，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准备反攻的策略。新四军于是派组织部长曾山出面于日方接触。
文革前，曾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人员纪纲提供的情况，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曾山解释，他是按照延安指示和日方人员接触的，整个活动及时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不相信曾山的辩解。当时担任联络员的孙宇亭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谢富治、副主任严佑民报告，研究处理的办法。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于是，由孙宇亭打报告，谢富治、严佑民签署同意。孙宇亭和赵雪瀛驱车到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孙宇亭又向严佑民报告，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签字。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看了批件，指示照办。
当时共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孙宇亭怕空口无凭，经与军代表交涉，摘抄了主要内容。回去连夜起草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报送中央。
不料没几天，谢富治对严佑民发了一顿脾气。谢富治走后，严佑民对孙宇亭苦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富治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孙宇亭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佑民说：谢富治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他们只好按谢富治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谢富治通知严佑民、孙宇亭、赵雪瀛开会。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
11月的一天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又对当事人三堂会审。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主审，严佑民和赵雪瀛和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在座，孙宇亭受审。谢富治对孙宇亭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孙宇亭申辩：“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富治对汪东兴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东兴对谢富治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汪东兴又对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汪东兴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富治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烧掉了。
谢富治又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严佑民这时站出来仗义执言：“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孙宇亭躲过了一难，后来下放五七干校。但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严佑民头上。1968年３月，严佑民被关进秦城监狱。他在狱中仍然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从不乱说。
1971年“９13事件”以后，吴法宪下台。1972年3月，谢富治病逝。1972年４月，曾山病逝，以九届中央委员善终。
1972年9月，严佑民假释出狱。孙宇亭前往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探望恩人，激动地说：“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一身是病的严佑民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孙宇亭后来撰文回忆了此事的前后经过。
l974年秋，严佑民作了结论。1975年初召开四届人大，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主持公安部后积极向中央打报告，于当年10月9日恢复了严佑民公安部副部长职务。严佑民当时要求离开公安系统。华国锋对他说：“我们要留你。”
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以后，严佑民参加了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1977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后兼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2001年病逝，享年83岁。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宁愿自己坐牢，也要为下级承担责任，这是一种难得的高风亮节。
下图左一为曾山
